作者：李国军

“喂，小同学，能告诉叔叔新生报到处在哪吗？”

四十年前那个惬意的秋，偌大校园里，三十岁的我，向一位约摸二十出头的漂亮女孩打探道。

“您是替孩子报到吧？”

“不，是我本人。”

“是您本人？”

“对，是我本人。”

女孩子仔细打量着我，经过一番短暂的心理评估后，她好像悟到了什么，便冲我会心一笑：“您跟我来吧。”

校园很大很美，蔚蓝的湖水，岸柳成行。绕过一片红枫林，她带我来到了报到处。这里人已很多，那幅“欢迎新生入学”的标语，在秋阳下红得有些耀眼。

现场有些嘈杂。领我来的姑娘，突然的一个举动让我措手不及，把我对她的初始认知摔了个粉碎。

“同学们好，我叫李越男，是文秘二班的班主任，请大家到我这里办理入学手续！”姑娘她脆脆亮亮又落落大方说道。

“啊，班主任，文秘二班的班主任？”报到的第一天，我就闹出了个大笑话，把自己的班主任当成了大学里的在校生，她也险些把我误认为是替孩子报到的家长了。

开始办理入学手续，开始缴纳学费。我发现有位高个大男孩，表情凝重，交钱的手有些颤抖。

 

“老哥，你当年读的，是那种‘工农兵大学生’吧？”退休后在公园与几位老同事聊起这段经历，有人用质疑的口气问我。

“哥们，你还不如直接说‘野鸡’大学呢。”我佯装嗔怒。

“你说的那种情况是文革时期，由单位推荐选送的那种大学生。文革结束后，他们又被学校召回重新学习，完成了继续教育后，重新获得了毕业文凭。”我说道。

一九七七年开始，国家百废待兴，恢复了停滞十年的高考制度。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各种办学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除了正规的全日制大学，还有“五大”作为补充，包括自学考试、电大、业大、工大、夜大。考生有在校生，也有社会生，党政工农兵，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全都可以参加。

我参加的是全国成人高考，按分数线择优录取，读的是全日制专科大学。当年母校招收了农业经济、化学工业、工业企业管理、文秘等四个专业五个班级200余名新生。农经班的同学有些特点，后来得知，他们大多是乡长、副乡长、乡长助理之类的农村干部。除农经班和我们文秘班以外，其它班级招收的是应届高中生。

我们班的情况更有意思，34名同学分别来自城市和县区，有往届高考生，有在职机关干部与企业管理人员，年龄差异大，经历各不同。在重视知识的年代，许多同学是单位后备干部，由单位负责支付学费，还享受带薪上学。

最有趣的是，我们班有两位已过“不惑之年”的老大姐，她俩衣着朴素，为人低调，每天上下学，手里都拎个里边装着饭盒的大筐。

有一次被老校长发现，误以为是给孩子送饭的大妈了：“你们这成何体统，这里是大学场所，这是做啥子嘛？”

俩大姐面容窘迫：“对不起，校长，我们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早上要做好饭菜，带出中午的份，放学后还要买菜带回去，好给家人做晚饭，等收拾妥当已是七八点钟，才有些时间看书学习。”

两位大姐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校长，不会开除我们吧？”

听罢，老校长扭过身去，好久才转过来，哽咽道：“噢噢，是这回事哟，对不起啦，你们是哪个班级的？”

“文秘二班的。”

老校长语重心长：“你们多幸运呀，得好好感谢国家现行的高考政策，成全了你们这些特殊的莘莘学子。”

老校长随即一挥手：“从今以后下午自习课，你们俩可以早些回去，有人问起，就说是我批准的。但有一条，学习可不要掉队哟。”

 

正式开学了，两年时间里，我们要完成26门必修和选修课程。没过几天，同学间已相互熟悉。第一次开主题班会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最先发言的，是后来被同学称为“齐大公子”的齐庆军。他慷慨激昂：“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说，不想当优秀大学生的学生，也不是好大学生……”

“他后来成为好学生没？”有人问。

“你别门缝瞧人，把人看扁了还。这么说吧，我们班同学个个是粪叉子挠痒痒。”

“咋讲吔？”

“都是硬手呗。”我说道，“大学毕业后，人家又考上了市经济广播电台，坐到了广告部主任位置，后来在市老干部局退的休。”

第二个发言的，是报到那天手有些颤抖的杨志刚：“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外县的自费生，我们家祖辈没出过念‘大书’的。”他有些动情，“上火车前，母亲粗糙的手拉着我，嘱咐说儿呀，好好念，就是砸锅卖铁，娘也供你把书念完。”

他继续说道：“我算了一笔账，包括学费、房租费、生活费，家里每年要为我支付三千多元呢，父母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够，只能向亲友、同志借钱来供我上学了。”杨志刚声音低沉，但他刚强，忍了几忍，没让泪水淌下来。

马清泉的发言颇有喜剧色彩：“大，大家别笑话我啊，我是体育棒子出身，打蓝球没，没服过谁，可ABCD这套玩楞，还真整不太明白，以后请，请大家多，多帮助我。”

“那你，咋，咋考上的？”同样幽默的王志强学舌着他。

“我是萝卜不济，长，长埂上了，就，就超录取分数线两分，你，你说，我是不是幸运小王子，铁，臂阿通木？”

 

“上次我听您讲，毕业后有几个同学下海经商了，那书不白念了吗？”有人惋惜地忿忿然。

“那没办法，国家市场经济了，连北大的博士生还摆摊卖肉呢。”有人说。

我说：“是呀，这有啥稀奇的。那位自费的杨志刚，后来下海经商，加盟了一家电瓶连锁店，后来越做越大，效益越来越好，成了大品牌的地区总代理，多年下来挣了不少钱，成为小县城里远近闻名的企业家嘞。”

“哈哈哈哈哈，你可真逗，这结巴还能上大学？如果当老师，岂不把学生都教成了结巴？”有人捧腹大笑。

我怼斥道：“结巴咋啦，葫芦头里装兔子，不是露脸的主儿？我们班又不是定向培养教师的师资班，当时也没有这方面的硬性规定呀，后来政策进一步放开，连残疾人都可以参加大学考试呢。”

我顿了顿：“再说了，人家马清泉毕业后，在一家国企的下属单位担任了工会主席。在下岗潮初期，他带头买断了工龄主动走入市场，在商海中奋力打拼，养过大客车跑长途，开过网吧，后来又开过大众浴池，二十多年下来，一个华丽转身完成了资本积累，给女儿在京城还买了房呢。”

听罢，人们对马清泉和杨志刚肃然起敬起来。

 

快考试了，大家都在紧张地复习，班级里鸦雀无声，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得见。还有的去校图书馆，一直坐到人家关门闭馆。

可老魏和王志强，在即将考试的节骨眼儿上，别人都在抓紧复习，他俩却反其道而行之，竟然到篮球场炫起球技来。

“哼，你俩装啥大尾巴狼，看考试不及格咋整！”体育委员马清泉当面没少骂他俩。

“这帮大叔大妈，考试成绩如何？”有个后生问。

“如何，你说如何？我还真挺佩服老魏和王志强，别看平时好像吊儿郎当，可在学习上都偷摸使劲。那俩小子，是反季节干的主儿，表面装轻松，眼睛熬成红眼耗子似的，回家一学就到后半夜。他俩用的是‘障眼法’。毕业时我们班无一人挂科，全都拿到了毕业证书呢。”多年后在民政系统院长岗位退下来的刘洪岩说。

有件事让我耿耿于怀。我们班有位才大哥，他长我七岁，是1968年的“老三届”，他矮矮胖胖，担任班级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得知，他当年读重点高中时就是学习尖子，只可惜因文革大学停止招生，而上山下乡，耽误了他考大学的机会。恢复高考后，他终于如愿以偿。

作为班级学习委员的我，每次期中和期末考试，都考不过他，一等奖学金乖乖地揣进人家的口袋里。好在演讲比赛一人拿了一次冠军，算是心里平衡了些。人家后来走了仕途，在一个地级市残联主席岗位退的休。

我还记得，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演讲比赛上，我引用了一个现代㝢言故事：说是有一个清贫的大家庭，养育了许多儿女。忽然有一天，为了改变这个大家庭的前途和未来，家族成员决定，要挑选一个最优秀的孩子去外边读书。这个清贫的大家庭就是我们的祖国，而这个幸运的孩子，就是我们——当代的大学生。

 

终于毕业了。在空旷的教室里，我把事先拿到家里浆洗干净、熨烫平整的几幅窗帘端端正正挂好，抚摸着我用过的桌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两年的学习生活不算长，但它教会了我很多专业知识，思想上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又得到了升华。当我在鲜艳的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的那一刻，我深知我的人生之路将任重而道远。

走出校园，我依依不舍地回望，教学楼里灯火阑珊，那是学子们在上晚自习。我寻找着曾经陪伴我的那间教室，已是灯灭人空，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萦回在我的心海。

母校啊母校，您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灯塔，照耀着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母校啊母校，您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母亲，送别了一批批学子，静静迎候着新学子们的到来。

 

（李国军，诗人，作家，编剧。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协会员，锦州评论家协会会员，锦州作协理事。长期笔耕不辍，小说、诗歌、散文、札记等文学作品刊见于各大媒体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