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的形象塑造（上）

纪实文学创作多以“纪事”为主，但依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看法，作为文学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纪实文学同样要塑造人物形象。要“见事”，也务必要“见人”。

所有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问题上，都会涉及三个方面：生活中的人，作品中的人，读者心中的人，后者均以前者为基础。

对于以真人真事为对象的纪实文学，生活中的人具有与虚构性作品不一样的重要意义。这既是纪实文学的优长，也容易导致纪实创作的“短板”。因此，纪实作家要予以高度重视。

 

1、从原型到作品

生活中的人，是不是都可以成为文学描绘的对象？这是所有作家都要面临的问题。

以《达吉和她的父亲》享誉文坛的高缨，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概括：“（作品中）人物的来源大体有三个途径：一、真人进入作品。真人也不是绝对化，总要在真人基础上经过你虚构后才能进入你的作品。有的矿砂可以直接炼钢，可以不过炼铁这一关，这是生活中有的事。比如焦裕禄，本身就是个典型人物。典型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工作上的典型，很多不能进入文学作品，另一种既是工作典型，又是文学典型，焦裕禄就属于后一种。所以写焦裕禄的报告文学具有很大的力量；二、半真半假地进入你的作品。生活中有一点影子，根据这点影子，你产生了创作冲动，然后去塑造他，丰满他；三、弄假成真。生活中仿佛没有原型，这种人物的影子在你头脑中散得很开很广，像一盘散沙一样。你把这些影子凝结在一起，化成一个或几个人物，使他们具有活生生的形象。”（《作家谈创作》，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248页。）高缨这里主要是就虚构性创作而言，但对于纪实创作依然有指导意义。尤其是“有的矿砂可以直接炼钢”的比喻，对于我们很有启发性。纪实作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以敏锐的眼光，从生活中捕捉或寻觅到这样的“矿砂”。

是不是捕捉或寻觅到了这样的“矿砂”，作品就必然成功呢？也不一定。纪实创作不是照相，即使照相也还要讲究角度、速度、明暗等，纪实文学作为一种创作方式，同样要经过作家的艺术处理。下篇我们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文学的人物原型，相当于绘画的“模特儿”。

虚构性创作，可以有许多“模特儿”；而纪实创作，就只能是一个“模特儿”！当然可拿类似人物做参照，但焦裕禄就是焦裕禄，欧阳海就是欧阳海，不能用其他人替代或增补的。

这确实是纪实创作的重要限制。但何尝不是优势呢？多少作家“在阁楼上”冥思苦想、挖空心思，搜索枯肠，也形不成焦裕禄、欧阳海等的完整鲜活形象！纪实作家要特别珍惜这一优势。

徐克版的杨子荣

2、杰出人物与普通人群

唯物史观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也充分肯定英雄豪杰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就由衷地赞赏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人物，他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页。）所以，我们应承认：这个世界上确实涌现了、并将接着涌现许多杰出人物，包括巨人、英雄、劳模、大师、大工匠、技术能手等。

无疑，这些杰出人物在许多方面是高于常人的。但作家不能刻意去将他们拔得更高，拔到不食人间烟火就不可信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其事迹可歌可泣，其品德高尚博大，如实描绘也感人至深。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杨子荣的艺术形象演变，却令人失望地走向了失真。曲波的《林海雪原》还基本保持了杨子荣的原貌，《智取威虎山》的样板戏版与徐克版，则从不同方面对杨子荣做了大幅改写。样板戏版拔成了“高大全”，徐克版则转化成江湖武侠，使杨子荣可敬又可信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纪实作家务必要从中吸取教训。

对于杰出人物与普通群众的关系、他们的成长过程、他们是否可以有缺点等，也曾长期困扰、折磨着我国的作家。至今还有遗患，所以要辨析一番。

从后者说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连古人都懂，难道用先进世界观武装起来的先锋分子不懂？谁天生下来就杰出？都是逐渐成长起来的。怎么成长？就是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同甘共苦、并肩奋斗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只有当他们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戴时，他们才能成就一番大业。所有的“造神运动”，都是欺瞒百姓的鬼话和诡计。与泡沫一样，很快就会破灭。就像姚雪垠写过的李自成，张笑天写过的洪秀全，一旦违背人民群众的意愿，也就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再英明的“闯王”“天王”都难逃覆亡的命运。

当然不是说，非要写杰出人物的缺点，写他们艰辛的成长过程。这主要取决于作品的主题要求。

巍巍，对纪实文学有重要贡献

3、“主角”与“配角”

大家都熟知陈佩斯与朱时茂的一个同名小品，它形象诠释了“主角”与“配角”的关系及其反转。在文学作品中，“主角”与“配角”的关系，是每位作家都必须予以考虑的。

许多作家都谈到，“主角”往往不如“配角”生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代纪实文学大家魏巍分析道：“有些作品往往主要人物不如次要人物突出。我看主要原因是顾虑过多，老是考虑这是主要英雄人物呀！可别把他写坏了！所以就特别地慎重。慎重并不坏，但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理上压力大，过分拘谨，就会写成四平八稳的人物。”（《作家谈创作》，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589页。）这确实是经验之谈。

但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别的原因么？

广受好评的纪实文学及电视短片《我的阿勒泰》，确实可圈可点。可在“主角”与“配角”上，却“出了状况”。当然，谁“主角”、谁“配角”，并不一定重要。但因为“角色”的设定，让全局“翻车”，就是“交通事故”了。导致“翻车”的，就是那个绝对的“配角”广东奸商高晓亮。就这么个“配角”，把张凤侠、巴太、文秀三人的“人设”全颠覆了，连结局也让读者和观众极其不满。

出现这类问题，说到底，都是作家对“主角”的定位不清晰，对他与“配角”的关系不明确，甚至还可能有作者主观上对二者的喜好程度有差别。所以不自觉地造成了喧宾夺主的状态。

与之相关的，还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问题。虽然大多数纪实文学作品很少会涉及，但若要反映历史事件时，则不可避免。

同“主角”与“配角”的关系一样，在一些作品中往往反面人物更出彩。看《英雄虎胆》《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等，许多普通读者及观众，记住的是“张军长”“南霸天”“胡汉三”，尤其是那个女特务阿兰。这说明什么？作者或演员绝不是有意让他们与正面人物争锋，而是因为写或演他们时十分放松，没有什么条条框框限制；同时又展现了他们鲜明的个性，不那么脸谱化，于是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当然也无不可，但对于作者来说，却是得不偿失。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尤其在纪实作品中：“主角”光彩动人，“配角”黯淡无光。没有了 “配角”的陪衬，“主角”那光彩一样会黯然失色。还借用小品《“主角”与“配角”》的形象表现：“主角”刚举枪，“配角”就倒下了！大家不要笑，我们的作品中类似的例子，还少吗？

这些，都是处置人物关系的误区。此后作家应以为戒。

 

4、可不可以纪实人物心理？

大多数纪实作品都不涉及人物心理。按说，纪实、纪实，要纪录实事，当然也要纪录“实情”。放弃或忽略对人物“实情”的纪录，是纪实创作的损失。

人物都是在一定环境中行动的。作为有意识的高级动物，他不是盲目地行动，必然会有动机、意图及各种心理反应。正是外在环境与内在心境共同作用，促使一个人这么行动而非那样行动，并与其他人产生各种互动（联手、合作或冲突、斗争等），由此展开了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

认识到人物心理的重要性，玛拉沁夫于是强调，不仅应当写心理，而且要当作中心课题来写：“文学要写人，写人的什么？主要是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奥秘。我们有些作品，只写人物的外表、外在动作，或者离开人去孤立地去描写这样或那样一些事情的过程，而不善于让笔锋深入到人物的灵魂中去、内心世界中去，向读者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奥秘，因而显得浮浅，不能动之以情。离开人物的内心世界，你就是把人物的外貌——鼻子、眼睛、耳朵、嘴，描写得逼真又逼真，或者对人物的外在动作——滚、打、抓、踢，描绘得再激烈、热闹，也不能引起读者思想上的共鸣。对人物外表和外在动作的描绘，只有跟人物内心世界、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发生关系，而且是为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服务的时候，它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写人物的中心课题，是在于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创作过程中，时刻注意不要离开这个中心课题。”（同前，第308—309页。）玛拉沁夫对有些作品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应认真参鉴；但把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作中心课题，就说得矫枉过正了。文学写人的中心问题，是塑造个性鲜明而又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过于强调心理描写，会滑向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的岔道上去，也是不可取的。

而纪实文学对人物心理的写法，又不能完全像虚构性创作那样，要有符合自身规律的一定讲究。潘旭澜指出：“我认为在报告文学中也不宜于作大段的、漫无节制的直接心理描写，因为这也往往会使真实性受到削弱或损害。”（潘旭澜：《五年来的报告文学》。《文艺报》1982年第7期。）他虽是就报告文学说的，但适用于全部纪实创作，并且代表了许多作家批评家的共识。

其实，问题不在于纪实创作要不要写心理，写多少，而在于真实性与可信度，在于对人物心理特征、精神状态的准确把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纪实作家如果能与描绘对象共情，能够与对象的心理脉搏同频共振，也是可以深入展开的。

柯岩在《美的追求者》与《东方的明珠》两篇纪实作品中，就做得恰到好处。连老批评家陈涌都赞不绝口：“《美的追求者》概括了韩美林这个画家的生活的历史，但与其说这是这个很有特点的画家的外部生活的历史，还不如说是他的精神的传记，心灵的纪录。……《东方的明珠》描写两个具有全部艺术家特点的苏绣女工的生活——主要也仍然是她们在艺术上在对祖国关系上的内在的生活。这是一篇达到很高的诗的真实的作品”（陈涌：《柯岩的散文作品》。《文艺报》1980年第7期。）陈涌这里提出的“诗的真实”，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课题，值得纪实作家体会。

茅盾，现代中国文学大师

5、人物与环境

不少纪实文学作品把人物从所处环境中孤零零地拧出来，忽略对环境的描绘。殊不知，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也是人物采取不同行为的动因。因此，纪实文学对环境要给予更多重视。

茅盾曾以“叶子与树枝”做比，精辟地论述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因为是从‘人生之树’上拣出来摘下来的一片‘叶子’，因为是离开了枝头而呈现于读者眼前，那就当然比你在树上——或者退一步说在折枝上看见它（叶子）颇不同了。摘下来的叶子引起你的感觉是单纯的，而在枝头所引起的，却要复杂得多。……必须记住人是在环境影响之下经常地变动着的！”（茅盾：《创作的准备》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23页。）这个比喻十分精当，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有不少作家注意到环境的作用，可是他们笔下的环境经常大同小异。人物要个性化，环境要不要个性化呢？当然要！即使都生活在未庄，阿Q的与赵太爷的迥异，就是与王胡的、小D的，其环境也是有很大不同的。正是阿Q特定的环境，让他走上了王胡、小D等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人物与环境是互相作用的。许多杰出的人物，虽然也受到环境的制约，但他们常常可以深刻地改变环境，改变自己与身边人的命运。所以，纪实作家既要展现人物在一定环境中的活动，也要展现人的活动对环境的改变。

除社会环境外，自然环境也要适当考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比较封闭的古代不必说，就是在当今开放社会，南方人与西北人依然是有很大差异的。《山海情》就十分形象地展示了这一差别。同时要看到，在一些人的某个特殊时刻，自然环境同样会深刻影响人物命运的。林冲若不遇上暴风雪，是不会离开山神庙；泰坦尼克号若不撞上冰山，也就不会引出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从生活到作品，从人物原型到艺术形象，上述问题都要努力解决好。然后，可以进而讨论从作品到读者的问题。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