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需要浪漫主义情怀吗？

纪实文学通常遵循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难道还需要浪漫主义情怀吗？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学术范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含义。当我们说，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浪漫主义的，杜甫《兵车行》是现实主义的，说的是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创作方法；当我们说，拜伦、雪莱、雨果、海涅等是浪漫主义的代表，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代表，说的是他们代表了两种文艺思潮或流派；当我们说，《诗经》与《楚辞》是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头，说的是它们采取的是各有特点的创作态度。其实，《诗经》具体篇章中也有浪漫主义的，《楚辞》个别作品也有深切的现实主义关怀。这里就指向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

正因此，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文艺创作“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现实主义精神”要求我们直面现实，真实反映现实；“浪漫主义情怀”则要求我们超越现实，从时代的高度引领现实。因此，千万不能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仅仅当作不同的创作方法（这当然也很重要），它们还是创作原则，更是人生态度。说到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深深根植于人类的精神状态的。人们既要务实，也要有梦想，体现到文艺创作中，就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精神追求。

所以，纪实文学创作不仅要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同样也需要浪漫主义情怀。

（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高峰）    图/朱辉军

 一、“现实主义精神”的基本要求

“现实主义精神”的要求十分广泛，这里仅结合当代，讨论基本的准则。

怀着“现实主义精神”，首先就要求文艺家与时代发展同步伐。这是历史上所有进步作家艺术家的共同特征。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这一课题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那么，当今时代，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特点呢？总体上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文化多元化。各国在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同时，竞争也日趋激烈，尤其是软实力的竞争，已成为新的博弈擂台。因此也就时常出现摩擦，出现争端；另一方面，则是相互合作、彼此促进。整个世界因此进入一个新的深刻变革时代，不仅完全不同于冷战后的格局，也与20世纪后期的状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正致力于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当代中国文艺家，特别是纪实作家，必须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时代的脉搏和主潮，才能真正深入而又全面地反映时代的风貌，为伟大时代留下真实的形象记录。至于那些与时代脱节、或者有意与时代隔膜的文艺家，则迟早会被时代所遗弃。

怀着“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要求文艺家深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文艺从来不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实践是文艺家灵感激情的源头活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也是当代中国文艺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任何人不可置身事外。只有积极投入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深入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才能感受和体验到人民的伟大创造，才能取得鲜活的创作素材，才能获得前人所不可能有的诗情画意，也就才能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文艺作品来。

怀着“现实主义精神”，还要求文艺家须臾不能离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本是古今中外优秀文艺的共同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贯主张。可往往就是在这样基本的问题上出现偏差，近年来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人民群众对此很有看法，既有对隔靴搔痒的不满足，更有对胡编乱造的不满意。有鉴于此，习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总书记在这里实际上是全方位地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包括文艺的价值目标、表现对象、评鉴主体和文艺家的职责使命，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每一位文艺家，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在哪些环节做得不够，在哪些环节又有所忽略？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奋起直追，善莫大焉。如此，我国的文艺就真正能成为“人民的文艺”。

怀着“现实主义精神”，还要求文艺家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现实主义原则，这是“不同的民族、时代和思潮的作品的、历史地不断重复的一种反映生活的原则”（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王忠琪等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69页。）。现实主义历久弥新的原则及其方法，与纪实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这里要适当展开论述。

二、现实主义原则与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实主义原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真实地反映现实关系。这是从马克思主义核心原理运用于文艺的必然结论。马克思指出：“在其现实性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文艺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当然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关系。巴尔扎克之所以获得马克思的高度赞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恩格斯则要求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打破人们对这些关系的流行传统看法，……”。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不约而同地高度一致。

所谓“现实关系”，含义极为丰富。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各种论述看，现实关系无疑也包括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等，并且这些关系常常与各种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法律关系等交织在一起。对此我们不要作茧自缚，而应放开手脚，全面地展现这些丰富复杂的“现实关系”。具有纪实风格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这方面是处理的比较成功的。编导演不仅充分展示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反帝反封的壮举，也深入到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各自家庭的亲情等，并且将两方面有机交织起来，呈现出了丰厚错综的“现实关系”。

2、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艺的中心任务是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满足于对人物形象的一般描绘，而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塑造典型形象，并且还要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也是与“真实反映现实关系”的要求相统一的。反对神化，也反对漫画化。

3、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趋势。对这一点，列宁说得最为明确和透彻。1908年9月为纪念托尔斯泰八十寿辰，并批驳当时主流社会对托翁的歪曲，列宁发表了重要论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就是在这篇论文中，列宁提出了“伟大的艺术家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这一重要论断。要求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趋势，并不意味着舍弃“现象”。恩格斯就专门强调过“细节的真实”。这是由文艺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因此，文艺家要努力通过各种鲜活的现象、感人的“细节”等，去显示其背后深层的本质，实现寓共性于个性之中。

4、艺术处理的“莎士比亚化”。马克思建议拉萨尔在历史剧创作中要“更加莎士比亚化”，恩格斯则提醒他“我们不应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显然，“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对待观念、对待性格、对待生活气息、对待故事情节等的不同处理上。马克思主义是高度重视艺术性的，反对以牺牲艺术性为代价去获得艺术之外的什么东西。他们除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提出了系列要求外，对情节结构、生活气息等具体艺术问题也是十分注重的。恩格斯期待未来戏剧要实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这其实也是对全部艺术创作的一个期望。恩格斯还特别赞赏莎士比亚的一个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认为它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这可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创作原则要通过创作方法来实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典型化”。但对于纪实创作，典型化是否可行呢？只要不去机械实行，纪实创作也应该“典型化”。具体方式，我们到第二单元讲说创作论时，再细说。

上述现实主义原则和方法，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它们都是对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乃至操作性。纪实文学创作要获得较高成就，就必须将这些原则贯彻到具体创作过程中去。

（高尔基，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大师）   图/朱辉军

三、“浪漫主义情怀”的追求

“现实主义精神”要求我们直面现实，而“浪漫主义情怀”则要求我们超越现实，站在时代、历史和世界的高度，观照现实，变革现实，引领现实。

这就对文艺家的修养、学养、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纪实创作的“浪漫主义情怀”，美国著名学者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材料：“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集市上满目皆是自传（有郁达夫、郭沫若、王独清、黄庐隐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个人传记（例如：沈从文写的丁玲和胡也频的传记）、日记（郁达夫、徐志摩和章依萍）以及书信和情书（郭沫若、宗白华和田汉的《三叶集》、徐志摩的《五月的情书》和章依萍的《情书一束》。”（中译文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注意，这些作品基本上是纪实创作，而大多数作者都是公认的浪漫主义作家！当然，“浪漫主义情怀”并不是，甚至主要不是体现在自传、传记等方面，而是要体现于纪实创作的各个方面。

要获得“浪漫主义情怀”，必须具有思想的高度。文艺创作以形象思维为主，但归根结底是人类精神的结晶，因此必须具有思想内蕴。这既取决于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也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思想认识。许多情况下，创作主体思想认识的高低、广狭、厚薄，就标志着其“情怀”的状态，并制约着作品的思想境界。这就要求文艺家务必要有哲学认识。对于当代中国文艺家来说，就是要努力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尽可能多地了解人类思想的最新进展，并以此来指导我们观察世界、透析人生。当然，要求文艺家具有哲学素养，绝不是让他们也去做哲学家或思想家，而是要用作品去阐说哲理。艺术的思想，应当是如盐溶于水一样渗透在形象之中，与作者的情绪感受水乳交融，如此才更有渗透力和感染力。为什么《汤姆叔叔的小屋》《阿Q正传》比很多哲学著作，更影响广泛而深远？其缘由就在此。

要获得“浪漫主义情怀”，必须吸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精华。中华五千年文化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其中蕴藏着大情怀、大智慧、大境界，在这座宝藏面前，我们这些后人永远都是“小学生”。当代许多文艺家都切身感觉到，我们的传统功底严重不足。于是要么敬而远之，要么顶礼膜拜。其实，“小学生”也能成为大圣贤的，只要站到前人的肩上，我们就可能，并可以看得更远，走得更稳。怎么站到前人肩上呢？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虚心诚意地理解和领悟，当然对其中一些错谬的、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东西，也要加以厘清，而将其精华、精粹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这里常常出现两个误区：一是局限于文艺技法，二是食古不化。文艺家虽以文艺为事，但一定要开阔胸襟，将整个传统文化纳入视野之中；同时一定要将先贤真正的精华，化进自己的头脑里和心胸中，成就我们自己的智慧和情怀！

要获得“浪漫主义情怀”，还要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前面说到传统功底不足，同样，“西学”修养也严重缺乏。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有一定改观，但当代文艺家中有几人可像鲁迅、胡适、徐悲鸿、冼星海等那样学贯中西？这大约也是“缺少高峰”的主要症结之一吧。所以还是要接着“补课”，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我们的关注范围绝不可以仅限于西方，对于与我们近邻的东方文化，尤其要给予较多的关注。东西方文化确实是人类两大不同的思想体系、精神系统，在铸造人类灵魂、充实人类心灵、拓展人类情怀等方面，东方文化有其独到的优势；当然西方文化在思维逻辑、操作能力及社会结构等方面也有优长，故需兼顾而不可偏废。与对待传统文化一样，对待外国文化，同样要化为自己的血肉。

要获得“浪漫主义情怀”，还要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扩展自己的情感世界。中国古代始终强调“修身养性”，这是一条很好的传统。当代中国文艺家，可以说普遍先天不足，大多缺乏独立思考，也缺乏充沛情感，因此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

是故，当代中国文艺家除了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外，还要特别注重内在修炼，使自己的思想达到一定的高度，让自己的情感更加丰厚充实。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时，自然会别开生面。

若能兼具东西方文化精华，兼备传统与当代文化成就，又达到人类思想的新高度，如此“情怀”，该是多么博大，多么深厚，多么高远呵！

四、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的统一

浪漫主义情怀与现实主义精神是统一的，“现实主义精神”一定要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提升，否则就很容易堕为庸俗的实利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也要从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否则就成了像浮萍一样的空想幻梦。

中外文艺史上，左拉、龚古尔兄弟（龚古尔文学奖至今还是国际大奖）及豪普特曼等倡导的自然主义，虽号称继承了现实主义，但因为缺乏“浪漫主义情怀”，结果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及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等，因缺乏“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沉溺于一己之私，就是回味中世纪，结果走向了颓废主义。这都是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

自然主义作为文学流派很快就留在了历史上，但它所采取的创作精神、原则和方法却时不时出现在后来的创作中。法国的“新小说”，中国的“新写实”，都可视为自然主义流派在当代的延续。它们所主张的“纯客观”“零度感情”等，也给纪实文学创作以一定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影响。

和平年代是人类的幸事。但久了，也就滋生出安逸享乐、声色犬马、平庸琐碎、小肚鸡肠之类，人类的精神状态出现断崖式下降。那些歌舞升平、粉饰太平的文艺作品，常常推波助澜，起到的是麻醉剂般的效用。能不能，在“一地鸡毛”的境况下，拥有一份高远的理想，一种执着的追求啊？

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情怀”若不是从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除了陷入颓废主义之中，还可能变成文艺狂热症。在近代以来的中国，颓废主义基本没有市场，但脱离现实基础的狂热臆想却绵延不绝，在20世纪50—70年代更达到了巅峰。与冷漠、绝情等相比，这种群体式的盲目狂欢，更是人类的灾难。这是我们务必要加以防范的。

既然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是统一的，那么，它们在创作原则和方法上也是可以互补，并加以结合的。作为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苏联作家、理论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浪漫因素，中国甚至还尝试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

回看文学史，这种结合也早已有之。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已见端倪，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初步实现，后来雨果《悲惨世界》、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高尔基《母亲》等则臻于成熟。我国的《创业史》《山乡巨变》《红高粱家族》《黑骏马》《平凡的世界》《人世间》等，都实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层级的结合，其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吸取。

而有机统一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就是头顶苍天、脚踏大地的博大心灵。志存高远的文艺家，一定要有这样的追求。

（纪实文学经典，红星赋予了重要象征意义。）

五、对其它创作方式也要适当借鉴

当代文艺（包括纪实文学创作）既要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也要适当借鉴、吸纳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的经验。它们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我们不能漠然视之。

不能认为只是吸纳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方式和技巧，对他们的创作精神和创作原则，也应该适当借鉴。在人类命运结成共同体的21世纪，我们要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

重点说一下象征主义。作为创作精神，早在中外古代神话、史诗中，就有象征主义的取向。屈原、庄周、韩非子等，更让象征主义大放异彩。19世纪出现在欧美的象征主义流派，把象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有许多探索，值得我们重视。

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有不解之缘。在一定意义上说，浪漫主义转向人类内心，是现代主义的先驱；象征主义投向上苍，就是现代主义的前兆。

19世纪后期以来，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也开始“联姻”。契诃夫、易卜生等初步做了探索，海明威、福克纳等则更为深化。传统的现实主义及浪漫主义，如果不故步自封，就应该借鉴、参照其它方式的探索。

纪实文学创作当然也可以适当借鉴象征主义的。《红星照耀中国》从书名，到具体叙述，都有许多带有象征意味的写实，把人们的思绪带向了遥远的彼岸。彼岸？对。这是马克思都予以肯定的。如果没有对“彼岸”的高远向往，人类无非还在“猪圈”“牛棚”里躺着，偶尔打打滚？纪实作家们，你们不会这样子吧！

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显然与现实主义相去甚远。但有谁知，它们也是从现实主义而来，并且直接接续了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的。

其实它们本身也都是各种流派的集合，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原则和风格。如果一定要概括，其主要倾向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悲催的，只有遁入内心甚至本能，才算获得了存在。显然这是有偏向的，苏联文艺理论家雅•艾里斯别格对此做了十分内行的针砭：“整个问题在于：现代主义作家在把世界看作一片混乱这个认识的支配下，拿印象——始终是不可捉摸的、滑的像泥鳅、鸡零狗碎不成体统的印象来代替形象。这种混乱的意识压向内心世界，就把它压成齑粉，在那里发起了混乱的酵，不让作家有可能造出具体可感的客观文学‘塑像’来，使现实中看到的一切都像幻影似的动摇不定，趋于完全破灭。”（袁可嘉等编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这个判断一针见血，直击要害。

不过，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范畴内，许多作家、艺术家还是具有“片面的深刻”。伟大的俄国画家列宾也曾感叹：“它的原则是表现人的灵魂的个别感觉，这些感觉有时是如此奇特、细腻、深刻，让人简直是梦寐以求。”（同前，第260页。）除此之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艺术家还探究了艺术形式的丰富表现力。这些历史贡献是不能一笔抹煞的。

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这些积极探索，我们不可一味排斥，更不要“党同伐异”。而应以开阔的胸襟、包容的态度予以对待；他们对人生和艺术别具一格的探索，我们还应该适当参考和吸收。

 

由上可以看出，对于纪实文学创作来说，最主要的是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采用现实主义方法，同时怀着浪漫主义情怀，感受和表现世界人生。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各流派，也要有选择地吸收。至于后现代主义，亦可当做镜鉴。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