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不在别处

——评作家何永洲长篇小说《拼布绣和她的儿女们》

作者：陈舒藻

（一）

 

在一个注重文学写作个人性的时代里，何永洲自觉而有针对性地把个人性的写作与公共性的现实相融合，并深度地去触摸日常生活的脉博，拓展着更宽阔的灵魂视野，对此，我一直是深怀敬意的。这种敬意，在我仔仔细细读完他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拼布绣和她的儿女们》（中国青年出版社2023年12月版）以后，再一次得以延续。

实在地说，根据我多年的阅读经验和审美判断，我发现，在何永洲创作的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拼布绣和她的儿女们》（以下简称：《拼布绣》）这部长篇小说，恐怕是他花气力最大，下功夫最多的一部作品。其思想艺术成就，比之以往的作品，显然高出了许多。

这部长篇小说，以写乡村题材为主要内容，其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跌宕，结构的新颖，描写的细腻，内涵的丰富，思想的深刻等等，颇具文学审美价值。能把这种题材的小说，写到这个份上，应当有赖于作者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有赖于作者对于乡村日常生活的深度观察和体验，也有赖于作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艺术匠心。

我以为，能够如实逼真地把乡村日常生活的现实状态毫无讳饰的描摹出来，能够把乡村普通人深层的生命体验细致入微地传达出来，融真实于艺术之炉，正是《拼布绣》这部作品在思想艺术上最为突出、最为鲜明的成就所在。 

我不知道别的读者怎么看，反正，我仔细地阅读完《拼布绣》之后，我的艺术感觉告诉我：它是一部传统文化含量高，叙述逻辑强，语言雅俗共生的一部作品，是对当代乡村世界日常生活的真实书写。这部小说，她的基调，交织着激情、悲情与温情；她的旋律，充满着戏剧性的矛盾与冲突；她的叙述，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与心灵；她的笔调，直指世态与人心与人性。这种被中国现代文学归类称之为“村落叙事”的小说，在作者的笔下，从内涵到外延实现了“现代烟火气”的艺术超越。

《拼布绣》讲述的是湘南一个小山村脱贫致富前前后后的故事。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乡村的世态习俗、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欲望碰撞、乡村的善恶交错、贫困中的懒惰和觉醒，觉醒后的奋发与追求。故事中交织着静与动、美与丑、穷与富、生与死、文明与粗野、自私与忘我、历史与现实、时间和空间的种种情状。作者对乡村中种种的生活现象，没有刻意地去“裁剪”，而是以白描为主的手法，把一个原生态的雷公寨呈现给了读者。

《拼布绣》，它不追求篇幅体量的庞大，不追求人物形象的奇特怪异，也不追求那种海纳百川、四平八稳的理念，它只是尽可能立体的、涵括的、真实的去表现一个时段的乡村日常生活，去反映一种现实，一种深刻。实际上，它是在不声不响地履行着一种真正的文学天职。

如果可以做一个比较的话，《拼布绣》与何永洲自己之前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雷公仙传奇》相比，有相似的骨架，有升华的血液，有更浓厚且活跃的文化基因。这两部长篇，可以称为“姊妹篇”。一个是发生在雷公仙的故事，一个是发生在雷公寨的故事。前者是“雷公家族”的“历史版”“回忆版”；后者是“雷公家族”的“现代版”“直播版”。这两种版本，都是长篇小说，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物，也没有大江东去、水光潋滟的笔墨和腔调，它们只是直直白白地告诉人们，无论沧海桑田、风云变化，人类的日常需求是铁定难移的需求，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也是这样,谁管家，谁管事，都一样。人们都要吃饭，要睡觉，要有生理需求，有心理需要、要有体面生活的需要，有人格尊严的需要等等。这大概是作为作家的何永洲先生的文学史观吧。这两部小说，几乎都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文学史观。

这样的文学史观地表达，无疑需要作家具有娴熟精湛的叙事本领。当然，仅此，是远远不够的。最为关键的恐怕应该是，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去着眼，去下笔。

《拼布绣》就是以写雷公寨村的日常生活和脱贫致富工作为主要内容，以写于书荣、王秋叶、周玲玲、罗满福等等乡村人物为主要对象，以写拼布绣“非遗”文化产品在脱贫过程中的华丽转身为重点。这样的内容和对象，作者倘若没有扎实的农村生活工作为底子，弄不好，小说的写作难免就会流于平淡无奇、零散琐碎，甚至庸俗鄙陋，不仅难以深度地吸引人，甚至会让读者不奈其读，或者一不小心就会写成一份漂亮公式化的调查报告。而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绝不能是一份无论怎样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只能是心灵的、含蓄的、艺术的现实存在，它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和不同读者的反复审阅。

在行进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人们心里，“精准脱贫”应该是一件非常难以忘怀的事情。用长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反映其间的子丑寅卯和油盐酱醋，意义是很有意义，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何永洲凭借他多年写作积淀的功力，得心应手地用“以轻取重、倚重带轻、轻重兼备”的艺术手法和历史眼光，以冷静的头脑、乡村的情怀和叙述智慧，把发生在雷公寨村“人生安稳”和“人生飞扬”的大大小小的故事，讲得既通透，又含蓄；把故事连着的故事，故事中的故事，大故事中的小故事，小故事中的新故事讲得既生动，又真切。

就表面上而言，《拼布绣》好像就是不厌其烦的讲述着乡村中一些最平凡的小人物，最琐碎的一些小事情。其实不然。

一般来说，中国当代小说基本可以概括为两大艺术传统：一是宏大叙事；二是日常叙事。在我看来，似乎可以认为，《拼布绣》，在内涵上，是中国两大艺术传统兼而有之的。小说的那些小人物、小事故，往往其因“小”，反而显其“大”。这种“小”与“大”，要真正读懂它们，需要我们心神沉浸，不断地含英咀华。从而，由“看山是山”抵达“看山不是山”的境地。小说中讲述的那些故事，虽然在农村时有发生，司空见惯，可是，作者用“大俗”与“大雅”的方式及语言，去进行表达，既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龌龊与旖旎，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新鲜和别致。

 

（二）

 

雷公寨，这地方，与外面的世界既“很近”，又“很远”；既有“联系”，又很“隔绝”。

雷公寨村前面的那条江：

“……江面上时而斗折蛇行，水势峻急，惊涛拍岸，卷起千军万马奋战沙场似的层层白浪，时而开阔空灵，水势平稳，深沉幽静，晶莹透亮，倒影如画，宛若安祥女神肌肤的清澈波光。……那白茫茫缭绕升腾的仙雾，恰如新疆姑娘脸上的面纱，又像西藏少女献上的哈达，更似月里嫦娥舒展的广袖……。”

小说中还写到： 

“……全村共有五百八十五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二百一十六户，……走进每个小村庄，只见庄口的小卖部里冷冷清清，只有几个衣衫不整、趿着拖鞋来买盐、打酱油的，店内的货架上，大都是些日常生活用品，最贵的纸烟是两块钱一包的‘相思鸟’。……这里田地与山村荒芜，在下村的路途中，看到田野虽有庄稼但周边杂草丛生，已看不到田埂、道路和沟渠；看到四周连绵的山却没有成片的林木；走近田野和山岭，浇田沟里没有水，山上无路可爬。雷公寨位于乱石镇上游，无论走水路还是走岸路，都得花上两三个小时……。” 

读完上述这些细致描述，我们便知，这寨子，依偎着的是绵延的丹霞苍山，面瞰着的是荡漾的便江碧波。这地方，自然景色，满眼风光，真的很美；这地方，寨子村落，一片凋弊，真的很穷。这大慨就是雷公寨村的“底色”。

作者娴熟而严谨地把握着这“底色”的奥秘与分寸。于是，在这“美”与“穷”的周围，演绎着大大小小、有声有色的故事。 

人们常说，写小说就是讲故事，故事中有人，人在故事中。其实，人就是故事的核心。只要文学在，这一点可能永远难有例外。所以，写小说，原本就是写“人”。在小说众多的元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人物”，在故事中见人物、见人心、见人性、见世态、见境界。

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功与否，其关键，恐怕还是在于人物的塑造。如果没有一个或几个能打动人心的人物，让读者历久难忘的人物，那么，很难说这部小说写作是成功的。

为什么一提到《红楼梦》，我们就会想到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为什么一讲到《西游记》，我们就会想起唐僧和孙悟空？在我们的脑海里，这些人物是那样的独特，那样的印象深刻。正是这些人物形象的艺术真实性，成就了这些小说的经典性。这种艺术真实性，皆源自小说作家深厚的艺术造诣。

契诃夫说：“小说家的任务，就在于描写怎样的人。”写人，是作家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这项任务，在《拼布绣》中，作者以长期积淀的艺术造诣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完成得相当出色。

《拼布绣》中的故事婉转曲折、内容博杂，涉及的人物众多，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时间、空间跨度很大，没有仅限于“雷公寨”的一时一地，但是，无论在整体叙述上的把握，还是在细节描写上的雕刻，作者一直牵住了“写人”这个牛鼻子没放。其间虽穿插过一些历史场景和寨外世界的追叙和介绍，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物”这个核心，逐一展开的。

 

（三）

 

于书荣，是《拼布绣》中第一个出场的主要人物，也是贯穿于小说始终的人物。从艺术上讲，于书荣这个人物形象也自有“这一个”的特征。这个人物，是一个跨越了行业领域，突破了时代阶层局限，认定一个目标，执着得不顾一切的人。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在于自“荒唐”始，至“靠谱”终。

他本来是省直机关一个新型的文化干部、一个副处长、作家，仅仅为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不顾当副厅长母亲的坚决反对，瞒着三十五岁的未婚妻，抛开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自愿决定并“强烈要求结合体验生活挂职参与当地精准脱贫攻坚”。这样，便来到了雷公寨村担任第一书记。

严格的说起来，于书荣仅仅是一个技术型、业务型的干部，一个作家。即使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单就他自己这个不靠谱甚至似乎有些“荒唐”的决定来看，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不是书生气太重，就是不知道禾苗是怎么变成稻穗的。做农村工作，做群众工作，尤其是“脱贫攻坚”这样的工作，跟搞艺术创作，写小说，写散文诗歌，到底是完全不搭界的两码子事。对乡村工作那一套，他基本上是“一窍不通”的，更谈不上有什么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了。

也就是这个像一张白纸一样的“一窍不通”，让于书荣更加全身心的投入村寨的工作，加之有文化素养做底子，悟性也高，又肯动脑子，进入角色也快。尽管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困境，却也没能让他退步。

伟人曾说过：一张白纸，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几年后的事实证明，在雷公寨的山山水水和雷公寨人们的心上，有于书荣用心血写下的“最新最美的文字”和“最新最美的图画”。

当然，这是小说虚构的一个人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于书荣这个人物形象，是作者从其背后的现实中许许多多的原型中“拿来加工”而成的。这个人物，是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特定环境的产物，这个人物，有着多重身份，厅长的儿子、博士、处长、丈夫、父亲，队长、再婚丈夫，在骨子里，他还是个作家。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率性地把自己打出了生活常规。

一个作家所作所为打出常规，在中国、在曾经的年代里，也不在少数。可是，在当下，在他所处的领域，像我们的于作家这样，“常规”打出得那么“远”，那么“奇”，也还真的不多。他仿佛就是个“异数”。这个“异数”，不是太天真，而是太痴迷、太执着。所以，于书荣坚持拒绝厅长母亲善意的劝阻，隐瞒女友只身来到村寨任职。在雷公寨的几年里，工作、生病、结婚、生子、亡妻、再婚、扶贫攻坚等一系列的事情，经作者有血有肉有筋骨地细腻刻画与描述，显得那么生动、那么真实可信。于书荣也深感：几年来，自己“重读了农村，熟悉了农民，阅遍了寨子的山川田野，看到了农民过日子的艰辛和希望。”他感觉到，雷公寨村的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比他准备创作的那部小说中构思的“更完美、更离奇、更真实”。

于书荣到雷公寨村，其实身负“一显一隐”的双重任务：挂职锻炼搞扶贫，是其一；体验生活写小说，是其二。或许写小说的任务在他心里的天平上可能更倾斜一些。无论作为作家或“扶贫干部”，他总满怀着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不仅激荡在他心里，也一直浸透于他的具体行动之中。

到职后，他就开始无差别的走访农户，近距离的、直接的接触寨子里的各方人员，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有病的、无事的，在职的、退休的等等。所看到、听到、了解到的，都是一个个的具体难题，一个个等、靠、要的落后观念和懒惰思想等等。于书荣尽管是个农村工作新手，可他头脑清醒，且信心十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省城里优势太多，他厌烦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才特意摆脱那些优势，选择了‘劣势’”。在雷公寨，他只能靠自己，靠这里的人。

在摸清情况后，面对“劣势”，他理出了“调整班子，确定目标，选好路子，分步实施，注重实效”的基本工作思路。应该说，这个思路，其实已经直触到了农村工作的壶奥。于是，他在王秋叶等人的支持和帮助配合下，开动脑筋，上下求索，虽然步履维艰，终究还是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既传承、开拓和发展了拼布绣“非遗”传统文化项目，又致富了雷公寨。雷公寨的村民们，从等待、依赖、观望、伸手到嘲讽、蔑视，暗中设阻再到公开指责、反对；从看到于书荣等人从一个个失误、失败后却又顽强地走向成功的事实，再到他们从自身实际的得益中，作出了常识性的判断和肯定性的选择。村民们的判断和选择，虽然包含了一些世俗利益性，却是从内心生发的认可，不但是真诚的，也是普遍的。

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有它的思想性。长篇小说更不应例外。从这个视角去看，作者不是为写于书荣而写于书荣，还蕴含着更内在的深意。一如《红楼梦》“一手也而两牍，一声也而两歌”，不是为写宝黛爱情而写宝黛爱情一样。

《拼布绣》在具体的叙述上，是写于书荣等人，为雷公寨村的精准脱贫所展示的一系列故事，其深层蕴含的既有“非遗”文化传承的新机和走向，又有执政党民本思想的具体而真实的艺术再现，进而揭示民族必然复兴。这种“不写之写”，正是作者的高明处，真可谓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应当可以肯定，于书荣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我们在小说中完全能够感觉到，于书荣这个人物是个“真的人。”（鲁迅语）特别是一些细节的描写与刻画，更让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如写他先后两次婉拒抽烟的情态。一次是他入村后走访到了退休了的老支书罗满福家里，当罗满福客气地把一支香烟递给他时，于书荣便“礼貌地拱着双手，连说不会不会！谢谢谢谢！”。这情态，非常对称他刚到雷公寨的身份，又符合他骨子里是个文化人的教养，极富现场感，极为逼真、传神。还有一次，于书荣同现任支书王远高一起去找王秋叶做工作，要她出来当村主任的候选人。他俩在王秋叶的小卖部找到了她，王秋叶也含笑而礼貌地从柜台上拿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根递给于书荣。于书荣“连忙摇头摆手表示不会抽”。这个“拒抽”的情态，也十分逼真、传神。递烟的是一个青年女子，他不必“拱手相谢”，只能“摇头摆手”说“不会抽”，自然而然的、本能的表现出恰当的分寸和内在的素养。

再看一个细节。于书荣的已怀孕的妻子周玲玲，在于书荣生日的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从省城赶到雷公寨来看他，当王秋叶从村头带着周玲玲来到于书荣在寨子里住的门口，于书荣看到突然到来的周玲玲，他“愣住了”，“半响才”对她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啦？”。这个细节也格外传神。作者没有用过多的文字去过分的渲染惊叹、惊喜，而仅用“愣住了”“半响才”说，几个字，既经济、干练，又丰富、厚实。就这几个字，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仿佛一个“真的人”的人物就在我们跟前站着似的。此外，依笔者个人之见，作者在这里留下一“暗笔”，为后来故事发展，于、周、王三个人的关系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埋下了伏笔。尤其是写于书荣在镇里开会时接到妻子马上临产的电话，连夜急急从崎岖山路赶回雷公寨那段细节，实在是太逼真了。我猜想，要不是作者自己有那么一段夜晚赶山路的亲身经历，万难写出那般细，那般真。

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书中有不少，作者写实功夫可见一斑。正如张爱玲所说的那句话：“一寸一寸都是活的”。这种对“真”的描写，一直是何永洲最可贵的艺术追求。

 

（四）

 

小说中，由雷公寨村调整班子的选举，引出了一系列复杂的人和事：退休老支书罗满福暗中意欲控制选举结果；罗赖奎的下流龌龊；罗赖贵的私欲和贿选的挫败；雷公寨大多数村民意愿得以落地；王小桃劝王秋叶放弃任职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等等。这些，不仅相当集中的让于书荣了解和掌握了雷公寨的、入户走访无法了解到的复杂人际关系，而且，使雷公寨村真正开始校准了发展的航向。作者瞄准“选举”这个情节作为叙述和描写的着力点之一，可谓是用心良苦和动中窾要。笔者曾在农村基层工作生活过多年，乡村选举中的这类复杂情况，见过远不止一两次，小说中的叙述和描写，既客观细致，针针见血，笔笔入骨，又符合小说艺术辩证法。

王秋叶，就是作者通过“选举”的故事情节引出的一个主要人物。王秋叶虽然是雷公寨土生土长的一个乡村少女，可是，她却是雷公寨这片土地上难得的一个敢闯新路、善走新路的人，一个善于又坚韧传承发展拼布绣文化遗产的人。她是一个被人追恋多年的姑娘，却也是一个金钱财富迷惑不了的人；她是一个未婚的村姑，却也是一个慈母之爱在心的人；她是一个工作认真、作风严谨的村干，却也是一个大胆追求纯正情爱生活的人。与其说，王秋叶是一个贫穷落后村寨高票当选的村主任，不如说，她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传承“拼布绣”的文化使者。倘若哪位画家给王秋叶画一张人物素描并以诗配画，袁枚那首《苔》应该是最佳的选择：“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王秋叶虽然年轻，但她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极其清醒、极其认真的。她出生在雷公寨，在深圳打工之时，一个偶然的机缘，让她把自己从小在外婆身边耳濡目染所学到的、几乎失传的拼布绣技术得到展示，获得了做梦都想不到的效果。于是，她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返乡，回到雷公寨村，顽强地探索自己的人生发展和寨子里村民的生存之道。她没有因为生她养她的雷公寨的贫穷，而抛弃这片土地，去远离它，反而更加坚定了她心中那份对故土的执着。为此，她作出了别人意想不到的明智的选择，她拒绝和放弃了去城市当有大钱的老板娘，而在雷公寨亲自组织村里的妇女儿童做拼布绣，发展拼布绣“非遗”文化产品。她永远没有忘记外婆的那句话：传统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有价值，有生命力。于是，她凭着对拼布绣那种原始的炽热的痴爱，用自己一双纤细的巧手，奋力推开了雷公寨一扇致富之窗，一道道脱贫的亮光照进了全村。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了各种困难和刁难。她没有壮怀激烈、怒发冲冠的豪气，也没有义正词严、义形于色的谴责，只是用自己的一片真心、一腔热血，撼动了一个个落后陈腐的观念，感化了一个个与自己命运相连的人。

王秋叶的作为和成就，也证实了哲学家牟宗三的那个论断：“真正的人才从乡间出。”

作为一名农村女青年，王秋叶有她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标准。她内心那份“更高的心灵旨趣”（黑格尔语），那位在城里既有房子、车子、地位，又追恋了她好几年的同村人罗赖贵，是永远无法懂得，无法理解的。尽管他俩都是喝着便江之水、吃着雷公寨的大米长大的，可他俩，却是两个世界的人。

王秋叶这个传承拼布绣文化遗产的痴情人、执着者，作者对她好像并没有浓墨重彩的笔调，只是平平实实地让她一路走来，平稳的处世、低调的为人、尽心的做事，让她坚韧地走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路上。就这样，一个平凡的乡村姑娘，活成了一个有格局、有成就、有灵魂的女性，以平凡铸就了不凡。

对王秋叶这个人物，作者塑造出了本真的形象，写出了独特的个性。当于书荣作出要调整村班子的决定后，便同现任村支书王远高一道在小卖店找到了王秋叶谈话做工作，请她出任雷公寨村主任一职的候选人时，他们有一段对话，体现了这个乡村少女、农村新人的独特个性，我们不妨一起来读读：

“……接着，王远高加重了语气说：‘她们都在替你报名，要推选你当村主任呢，你还蒙在鼓里呀！’”。

“干村主任是你们男人的事，我干不了。”王秋叶抓紧收拾着货物。

于书荣紧接着王秋叶的话说：“时代不同了，好多原以为只有男人才干得好的事，女人干得更好！比如开车，比如当领导，就是杀猪，女人也比男人温柔些。村主任人家想干还没人推呢，既然有那么多人推你，我看你就别谦虚了。”

“反正我不干，我真的干不好！”王秋叶奋力把一箱洗衣粉顶上墙头高处，洗衣粉差点掉下，于书荣眼疾手快起身帮忙说：“我以为是白糖呢。”

王秋叶说：“柜台下有的是白糖，想吃我给你泡一杯！”说着就拿出一次性水杯。

于书荣抬起手摇了摇说：“不用，秋叶，快说说你为什么不愿干村主任？”

“因为我不是当官的料，没经验，也没组织能力！”王秋叶放回水杯，拿出一罐铁壳子装的满口香红花，给他们一人泡了一杯。

于书荣接过红茶说：“村干部可不是官呀，是为村民服务的。再说，你不发一分钱工资，能组织这么多人来做拼布绣，这不是组织能力吗？”

“服务村民是服务村民，拼布绣是拼布绣，两码事！”

于书荣说：“能不能把这两码事连在一块呢？”

王秋叶说：“不能！他做他的服务，我做我的拼布绣，井水不犯河水！”

小说是写人的艺术，小说也是对话的艺术。从小说人物的对话中，作者可以塑造人物、刻画性格，读者更可以在对话中看到人物的独特与丰富。在上述的人物对话的描写中，作者把文学性的“雅”与故事性的“俗”巧妙而细致地结合起来，把人物的意识、心理、情绪等等这些精神层面的现象，进行了艺术化地渲染，从而，获得了一种很“真”的效果。尤其是呈现了王秋叶这个人物的独特个性。后来，她以高票当选为雷公寨村主任，她没有再推辞。或许她不知道“民意不可违”这样的概念，但她一定懂得全寨父老乡亲的心愿，一定会重新思考和回味于书荣“能不能把这两码事连在一块呢”那句话的现实意义。于是，她义不容辞，走马上任。虽因经验不足，条件有限而出现过失误和失败，仍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同于书荣等人一道，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把拼布绣的“非遗”发展项目和本寨旅游开发项目结合起来，打出了一片雷公寨从未有过的新天地。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一流方阵的作家张爱玲曾说过：“好的作品里，应当有男性美和女性美的调和。”应当肯定的说：在雷公寨村脱贫道路上，于书荣的执着之美与王秋叶的坚韧之美的不断调和，提升了整个小说的诗性格局。

 

（五）

 

周玲玲的死，无疑是全书的高潮情节。在这个情节里，作者把雷公寨的男女老少，各色人物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雷公寨是座落在便江之畔的一个村庄，便江两岸闻名于全国的慓悍民风传统，浸入了一代代人的血液和骨髓。可是，在宗族观念很强的雷公寨，当周玲玲这个外乡人，死在雷公寨之后，全寨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柔情和温暖，却是少有的，令人刮目相看。

周玲玲和于书荣相识、相恋、相爱于省城，并且还已经怀孕了。却因于书荣到雷公寨挂职，改变了他们夫妻的生活轨道。就常态而言，一般情况，顺着感情的发展，便是在省城举办婚礼、生孩子，然后，在省城上班、带孩子。即使于书荣到农村挂职，也只就过个两三年的牛郎织女的生活。可是，他们这种稳定性的情感，却发生派生性的变化。周玲玲到雷公寨来了，而且是挺着怀孕的肚子来的。后来就干脆辞掉省城美术教师的工作到雷公寨来了，不是住几天或十天半月就返回，而是长期住了下来，主动担任正在修复、准备开学的雷公寨村小学的教师。她的这种选择，“虽有让人不解处，却有令人感动处。”这也正是《拼布绣》的艺术特点之一，让小说人物，心理活动、实际行为越出常规，越出理性的常规。这种“越规”的内在动力之一，是人物情感中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痴情。

周玲玲骑着摩托车急驶在崎岖的山路上，带着正发高烧的自己的学生去医院急救。正常写作路径，一般应该是送到医院紧急就诊，自己掏钱，然后脱离危险，小学生的家人千恩万谢，村民绝口称赞。我想，如果这样写的话，恐怕跟当年的二、三流作家写先进分子做好人好事一样，就难免落入平而庸、庸而俗的窠臼了。作者没有这样，而是打出了常规，让人物进入非常规之道。作者制造了一个惊雷，让读者震撼了。至少，笔者很是被震撼了。一个美丽而年轻的生命，为了救一个生病发高烧的小学生，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相信，每一个第一次读到这个情节的读者，大约都会被震撼，被感动。

一个厅长的儿媳妇，一个有理想职业的女性，完全可以在省城按部就班，轻轻松松的去上班，也完全可以在省城把孩子交给婆婆或请一个保姆，自己无需事无巨细的亲力亲为。可是，她放着现成的清福不享，来到雷公寨这个贫穷之地，协助在这里挂职的丈夫的工作。这既使不说其精神如何高尚，至少也可见其一片痴情和赤诚。这片痴情和赤诚，不仅是对丈夫于书荣，还是对雷公寨那些因学校停办而失学的乡村孩子，更是对一个贫穷的、发着高烧的小生命的。

从感性层面说，小说作者对周玲玲的结局作这样的安排，真的是让笔者难以接受，其至有点怨恨作者了。

作者先是倾情叙述和描写周玲玲被省城的好友闺蜜夸赞和羡慕，写周玲玲开心的同于书荣商量，她穿什么衣服参加村里的集体婚礼，写她在镜子面前自赏青春之美和生命的芳华，整个的氛围是轻松、平淡、自然、愉悦。然后，接着写她在非常紧迫和艰难的情况下，送生病发高烧的小学生到医院途中，在她们所骑的摩托车即将摔下几丈高的山谷那一刻，反手将小学生推下车去以得救，自己连人带车翻进了谷底。

本来，我们以愉悦的心情跟着周玲玲的故事读着走着，结果，作者突然笔峰一转，竟然安排周玲玲“连人带车翻滚进谷底”，一点征兆也不给，作者真是够“狠”的了。我想，即便作者自己，在运用这个情节的“情感落差”之手法时，心里也不会很平静。

我以为，小说写到这里，已经达到全书感情世界的最高峰。可是，作者没有停笔，故事也没有急转直下，而是像雄鹰一般，在峰顶盘旋了许久。

周玲玲为救自己的学生而死之事一传开，全寨子的人都惊呆了，都哭了。寨里的人，自愿戴孝的，自发凑钱的，自揽后事的，主动守灵的，真情“哭孝”的，自愿献出棺椁的，“不分男女，不分前后，亲人无数，哭客无数”，几乎形成了一股悼念“洪流”，把周老师这个“扶贫志愿者”当作雷公寨的恩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六）

 

如果有人问我，《拼布绣》中，最令我感动的地方，我会老老实实地回答：周玲玲之死和后事操办的场景。

开始读到周玲玲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送发着高烧的小学生去医院，很感敬佩，后来读到周玲玲在所骑摩托车即将摔下悬崖深谷那一刹那，“快下去！”一把将小学生推下车，学生得救了，她自己摔下了几丈深的谷底，真的惊愕了！这样一个好人，这么一条美丽而年轻的生命，尤其是，她还是一个只有一岁多的孩子的母亲，作者就让她这样死了，作者，叫我如何不“恨”你。

可是，当我读到全寨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小都争着哭着自发来给周玲玲办理后事，尤其是于书荣主张按规定从简办丧事，雷公寨没有一个答应的，坚持宁愿他们自己筹钱出力，也得为“周老师”把后事办好办体面办尊严。看着那一幕幕感人的场景，那一张张朴实真挚的脸庞，一个个为操办丧事而忙碌的身影，真的令我感动万分。我由对作者的“恨”变成了对作者的“敬”，原来，这样安排周玲玲的结局是另有深意的。

一个好的小说家写小说，无论对故事情节怎样的想像、设计、安排，都不会偏离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何永洲到底是何永洲，他在这个场景的各个情节里，精雕细刻，前前后后，每一个小环节都彼此呼应，非常紧凑，每一个细节都没有忽视，虽然场面大，也很“热闹”，甚至很繁忙，但没有散乱的感觉，反觉得格外的有条不紊，越是去细看细读，越是觉得内涵丰富、深远。一部长篇小说，能写出一、两个激动人心的人物形象和场景，小说便成为了真正的自己，其艺术生命力，无疑倍增。

雷公寨村的百姓自发的、自愿的、真心实意的为周玲玲办丧事，往小里说，是一种民风淳朴的人情往来，一种民间的道德契约，甚或是一种感恩之为。往大处说，本质上是中国江南一带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乡村文明。这种乡村文明，最大的心理品质是长期以来，在漫漫岁月、长河变迁、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中形成的大义。它似乎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凝聚力是怎样形成的。周玲玲放弃省城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雅的生活环境，到雷公寨来，原本只是想只要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环境条件优劣，都是幸福的。她心里只想要帮助自己的丈夫成就一番事业。到了雷公寨以后，她不但自己获得了幸福，她还为了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更多的孩子）幸福的生活去努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一个人既让自己幸福的生活，又努力让更多的人幸福地去生活，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两件事情。周玲玲的人生就是努力做着这两件事的人生。可是，天不遂人愿，让她遭此劫数，让她的人生结局充满了悲剧的意味。如果说小说中罗满福大办寿宴那一情节，是一幕悲剧的话，那么，那幕悲剧充满的便是悲哀，这种悲哀，让人无语，让人痛惜。而周玲玲之死充满的悲剧意味中，其主调，惟有悲壮。这悲壮，诞生了壮美和崇高。

罗曼·罗兰在他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借克利斯朵夫的平民舅舅之口说：“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做英雄，可是，照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雷公寨的男女老少们，大约也“不大弄得清什么叫英雄”的定义。虽然他们相对贫穷，虽然可能缺少文化，虽然他们身份低微，但是，他们心中有一杆秤，在他们眼里，在他们心里，周玲玲做了她能做的事，而且是毫不犹豫地去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玲玲跟“英雄”这个称号已经没有距离了。

雷公寨的村民们用自己最简单、最本真的行为，作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的份量，超过任何一个哲理逻辑词汇的判断，比任何一个庆祝表彰颁奖都要亮丽耀眼。这耀眼的光亮，照得更远。

周玲玲这个人物形象，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有一部长篇小说叫做《拼布绣和她的儿女们》。

 

（七）

 

周玲玲的死，也惊醒了雷公寨村一个特别的人。这个人就是雷公寨村退休的老支书罗满福。

罗满福大约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要让人“侧着头想一想”的人。

罗满福是雷公寨村前任村支书，干了近三十年的村主职干部，雷公寨的变化不大，甚至大部分人都处在贫困生活线上，经他发展的党员，有的不是哑巴就是没见过党章的人。可是，几十年里他获得的奖状、荣誉证书就装有一大袋子。退休以后，原本可以安享天年，至少没有理由不去支持村寨的各项工作。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于书荣进村担任第一支书后，他时不时算计刁难、设阻、指责，甚至公开反对于书荣等人。他内心的那种失落感，使他不愿接受自己的处境和于书荣带来的新思路、新举措。

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是一个“复合型人物”，具有多维的特点，真实性极强。我估计，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从生活现实中精心选取的几个非常像样的原型。这个人物形象最值得注意之处，不仅在于把他内心的失落感心态描写得淋漓尽致，还在于作者在两个故事情节中，使其在突然的反转后露出人的本性。

罗满福为了掩饰心中那一丝丝怨恨，那驱之不散的失落感，那难以抚平的不满情绪，借七十大寿办喜酒之名，意欲再争一口气，再验证一下自己的“实力”。说是“掩饰”，其实，就是“炫耀”，是“发泄”，大有欲盖弥彰之质。一个老党员，竟公然违反规定大操大办生日酒宴七十桌敛财，心中的“胆量”支撑有两点：一是看看雷公寨的天到底是谁的；二是身靠“大树”（其两个儿子在市、乡任要职）有持无恐。尽管于书荣代表村支两委当面、直率、善意地指出这样做违反了纪律规定，罗满福仍然是趾高气昂，甚至有点不可一世，一派“眼前道路无经纬”之相，依然毫无收敛，我行我素。不曾想，绝妙的讽刺随踵而至。

还没等宴席开席，便传来惊天消息，罗满福的两个儿子被纪委“双规”了。“罗满福一听，脑门‘咚’的一声，顿觉天旋地转，回过神来，惯性地随口一说：‘真的吗’？随即昏过去了”。随之，看热闹的有之，要退礼金的有之，离席赶忙回家的有之，有的干脆把还没有开席但已端上来的酒菜纷纷拿到各自家里去了。那前前后后的场景描述，现场感极强，画面极其清晰生动，犹如现场直播，作者的精妙就在这里，“先扬后抑”，自然的、戏剧性的反转，仿佛不经意地把读者从一个场景引入另一个场景，从一个天地带入另一片天地。这场寿宴，那景象，如《红楼梦》中的秦可卿所说的那句：“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尔后，烟消云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正建起的“楼阁”，你可以看到涌流般的“食客”，你也可以看到“食尽的鸟儿”飞投树林而去。瞬间，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对于这个过程，虽然作者用笔极其适度和克制，我们仍不难窥见，那位罗满福先生满脸满心的油盐酱醋被打落的样子。

接着，作者又把于书荣、王秋叶等人的仁尽义尽写得入微，三个人物的人之本性得以凸显，一箭三雕，可谓作者一绝。这一情节和场景，写出了人物的本性、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写出了人物性格的辩证法和人物关系的辩证法。不仅让小说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更拓展了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如果说，罗满福两个儿子被纪委“双规”是对他的一副警醒剂，那么，周玲玲的死，则是对他的一支强心针。周玲玲，一个外乡人，一个雷公寨村的“扶贫志愿者”，一个把自己的爱心倾给了雷公寨那些失学的孩子们和雷公寨教育事业的人，却死了，死在雷公寨。

周玲玲的死，犹如一剂强心针，催醒了罗满福还没有泯灭的人性和良知。当于书荣坚持“丧事从简”与村民坚持“要办体面”僵持不下之时，这位罗满福老先生竟然“激动地把手一挥”，并且“显示出当年的威风”地说道：我作为群众代表来说话，于书记搞扶贫，我和大伙原来都冷落他，甚至为难他，后来，亲眼看到了，他办了一件又一件有目共睹的好事实事，寨子变样了，村民也富了，都应感谢于书记。有些事，官方为难，咱群众不为难，我们请求让群众，按当地的习俗，把周老师的后事办体面行不行？也让外人知道咱雷公寨的人知道感恩！

于是，他冷静而机智地提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做到了“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安心”。此时的罗满福俨然换了一个人，那份人性良知，那份感恩之情，在灵魂深处激情地燃烧着。

 

（八）

 

《拼布绣》中，写了众多的人物，各色人物各有特点，绝无雷同。人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排斥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人物各自的命运各有各自的走向，人物的历史性、现实性盘根错节，又清晰可辨，却难以说清道明其中的奥秘。可以看得出，作者是在为《拼布绣》追求一种长篇小说应有的“繁复之美”。

我以为，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与刻画的深刻性与鲜活性，是作者对自己以往的小说一个全面的超越，其思想艺术水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既使是一些次要人物、微小人物，作者一笔都没有马虎，皆写出了那些人物不同的际遇和不同性格。罗赖贵、罗赖奎、王远高、王小桃、罗小月、郝小柳、罗广金、肖铜匠、田寡妇、罗番贵、肖小勇、攀局长、马副局长、张群芳等等，都有各自的“前传”和“自传”，个个栩栩如生、情态各异，抵达了“人与故事融合了，故事才活生生起来”（张爱玲语）的境地。他们各自的生活际遇、生活态度和内在心思，都在作者那汪洋恣意、生动流畅、口语化极浓的描述文字中跃然纸上。这一组组人物群像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和深刻的启示。

当然，我们在《拼布绣》文本中看到的，只是如海明威所说的“露出在海面之上的八分之一的冰山”。如果我们只从这“冰山一角”去作判断，去简单地把《拼布绣》这部作品划归为“歌颂”与“批判”哪一类的话，那么，难免会有失偏颇。事实上，它已经超越了这两种类型。

《拼布锈》客观如实地把现实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把历史的无语与现实的无奈，乡村文明与相对贫困，风俗文化与“非遗”传承，自然的优美和社会的丑陋，乡村情爱与人性善恶，体制内外与家庭生活，个人的追求与社会的变迁等等进行了真实的艺术再现。作者不仅用干练老辣的笔墨运作作品的“不写之写”，同时还调动其它艺术手法，使人物的心理、语言、行为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作者没有自说自话，而是让人物自己去说自己的话，也没有繁琐冗长的独白和解剖，而是给读者留出应有的思辨空间和想象空间，从而较好的完成了对“歌颂”与“批判”的超越。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没有放弃他一直持有的批评立场和批判精神。让“叙事的虚构”这种“更高的真实”（亚里士多德语）使“歌颂”和“批判”，成为蕴藏在《拼布绣》这部作品中，两条全然贯通的经脉。

小说中，刘金妹的死，表面上看，直接的原因是她自己服农药而亡。而实质上，是“谋私的权力”和“腐败的作风”杀死了她。对于刘金妹这样一个底层而贫穷的村妇来说，“如果权力喜欢用弯曲的脚走路，我又能将它怎样呢？”（尼采语）其老实巴交的丈夫，因误听而对春节入户慰问的“攀局长”称为“贪局长”，虽是滑稽一笔，其讽剌意味，却让人笑后无语。刘金妹这一悲剧，不仅让读者怜惜和气愤，也值得我们深思。

对罗小月、王小桃、郝小柳等人那些在外地打工的遭遇的叙述和描写，明显地蕴藏着对社会一些丑恶现象的揭露与批判。等等那些现象，但凡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恐怕都可能听到过、看到过，应该不会陌生，只是没有说出来，或是不愿、不敢说出来而己。作者恰恰就把这些别人既不愿说或不敢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不仅说出来、写出来，而且是直说、是细写。这无疑与作者的文学价值取向和写作立场有关。

我在想，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乡村生活和社会生活阅历，如果我们有相应的想象力和“文学就是人学”的领悟力，在细细读完《拼布绣》以后，那么一定会发现，这部作品，可能要比我们在小说文本中读到的东西要丰富得多，要深邃得多。

对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读法，对其价值和意义的挖掘和阐释，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进行。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拼布绣》这部作品，横着看，“成林”，侧着看“成峰”，横看，侧看，皆会有各自的收获。这也正是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于“歌颂”与“批判”这两种类型中哪一类的作品的理论依据之一。因为，它没有停留在这两个层面上，而是通过这两个功能的通道，进入了人心和人性的深处，并把那深处的东西逐一逐一地展示出来。

 

（九）

 

任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难免会有它的美中不足，任何一个好的作家，也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拼布绣》当然也难例外。

传承文化可视为《拼布绣》这部小说的主题之一。传统文化就像一根金线，一直贯穿于这部小说的始终，划龙舟、对山歌、哭丧……一些传承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乡村习俗、人文伦理；还有历代文人赞美雷公寨山川的诗词歌赋等等，在小说中都有较为细致、原汁原味的描写和叙述。

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所拥有的各种信息量，应该是巨大的。《拼布绣》就是这样子的，它包含着的信息量很大，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含量，从而，使它的历史厚重感，自然而然的增加了许多。可是，在笔者个人看来，小说中写拼布绣过程，尤其是拼布绣的技术、特征以及拼布绣走上市场，走向世界的笔墨不算少，也都写得很精细，但作为小说的主题象征之一，感觉上总好像缺少了点什么。比方说，拼布绣的获奖、走上市场、走出国门以及致富雷公寨等等，有的是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有的是作者自己站出来介绍。如果跟“周玲玲之死及其后事”和“罗满福寿宴”这些故事情节来比较，其艺术效果上的感染力、冲击力、震撼力，好像没有那么强烈，没有那么精妙。当然，这是笔者个人的愚见，因为，文学的美妙与神奇，往往不是一篇文章或几个比喻就能够诠释或透视得清楚的，真正的要弄懂它，根本的路径可能还是得靠“意会”，靠“心领”。

于书荣的当副厅长的母亲，在小说中是一个结构性的人物，有了这类人物，小说的结构性可能更严谨、细密，更浑然一体，更富有生活逻辑性。可是，作者或许是一时疏忽，在周玲玲生孩子后，在周玲玲因救学生而亡，在这“一生一死”的两个重要节点上，没有让读者看到这位既是“婆婆”又是“奶奶”的人物出场，于情，于理，于逻辑，都难以说得过去。

此外，这一位具有婆婆身份的厅长，在她唯一的一次到雷公寨慰问送温暖时，选了个机会，劝周玲玲说，不要在村里举办婚礼，到省城去办，什么都方便，其中说道糖果等婚礼用品时那句“都是内销指标”的话，让人费解得失真了。小说的时代背景已是“放开二胎”政策的时候，办婚礼需要用的“糖果烟酒”哪还有“内销指标”一说？

于书荣、王秋叶等人对肖小铜乱收费和罗赖奎打人致伤的处理决定书上有一句“……严重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条例……”。这一笔的错误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早在2006年3月1日就已改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在“精准扶贫”的时候了。这么一部重要而常用的法律名称，使用或表述时不应该弄错。

再者，小说中写到了雷公寨原支书罗满福的一个儿子在乱石镇也就是在“本镇”当“镇长”。这一点，有一个误区，以致使这一节点失范。按照现行党政干部管理的相关规定，像罗赖辉（罗满福二儿子）是不能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党政“一把手”之职。这一点，与现实有点脱节了。

这里，或许有“鸡蛋里挑骨头”之嫌，或许有失偏颇，有点苛刻，相信作者会理解。鲁迅先生所提倡的“分明的是非，热烈的好恶”的文艺批评精神，不允许我们做那种和稀泥，当和事佬，去回避那些应该正视的东西，只能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客观、公正地从作品本身出发，一就一，二就二，是就是，非就非。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这一点点的失范和忽略之处，肯定不会影响《拼布绣》这部优秀作品整体的文学审美价值。笔者这里如此直言，旨在对作者的继续创作，希望多少有些帮助。

记不清是哪位文学评论大家说过一句很到位的话，他说：“写评论，尤其是写小说评论，是件很得罪人的事。”真正的文学是属于辛苦人生的。人家何永洲先生辛辛苦苦，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下了那么大的功夫，才写成的这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我却在这里一本正经的胡谄八扯，会不会把何永洲得罪，当然，也不是由我说了就算的事。

其实，在心底，对何永洲在今后的创作上，能有更大的成功，我充满着无限的期待。

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写，说到底，这写作本身，就是一场远行。像何永洲这样的作家，在这场远行的跋涉中，不管会遇见恐怖的，还是会遇见迷人的，他都不会当回事，他会坚韧地继续走下去，而且，会走得更远。

　　　　　　　　　　2024年5月18日于北京·八里殿

 

（陈舒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郴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湘南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