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 ●

 

列宁文艺思想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的跨越

作者：朱辉军

内容摘要：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实践，着眼于推动新时代中国文艺的跨越，本文重新审视和评估了对我国产生过长期深刻影响的列宁文艺思想。列宁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论题，包括艺术反映论、文学的党性原则、文化遗产继承论、创作自由论和艺术人民性思想等，至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我们要在列宁确立的几个重要坐标基础上，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直接指引下，努力缔造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辉煌。

 

关键词：列宁文艺思想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  新时代中国文艺  党性与人民性 文艺高峰

 

但凡活着的中国人，都记得毛泽东当年的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啊，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输入，使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国度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其中，列宁主义更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塑造了现代中国。这固然是由于列宁主义在时空两方面都比马克思恩格斯距我们更近，更主要的是因为两国面临的问题更为相似，而列宁的探索就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直接的可仿效的范例。

博学多才的列宁，对文艺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意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的文艺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影响尤其深远，至今仍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迄今为止，我们的许多文艺观念、政策、方针、举措等，也主要是在列宁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深化、拓展和推进的。这就是列宁文艺思想对于我们的特别价值。

如今，作为全世界第一大和最重要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踔厉奋发。在文艺方面，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列宁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开拓文艺理论的新境界，促进新时代文艺迈向新高峰。

 

 

 

一、奠定了人类文艺活动坚实的哲学基础

人类的文艺创造活动，究竟是来自“神谕”，或内心感受的投射，还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是关涉到文艺活动哲学基础的重大问题。

列宁的反映论，让人类精神活动（包括文艺活动）找到了坚实的哲学根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1908年，列宁撰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过程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后又在《哲学笔记》（1914—1916）等著作中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主要问题的阐述。围绕列宁的反映论，国际上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指责、歪曲、否定列宁反映论成为一种国际思潮，对国内学术界、文艺界也产生了不少影响。所以，对列宁的反映论，依然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估。

对反映论的争论，主要在哲学界展开。论争的焦点，在于反映论中的关键词“反映”，究竟是机械的、被动的，还是辩证的、能动的；反映论与实践论是否对立。我们这里不打算过多介入哲学界的分歧，仅提纲挈领来说，列宁的反映论是辩证的、能动的反映论，是与实践论相统一的反映论。当然，出于当时与马赫主义论战的需要，列宁较多地强调了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第一性问题，对“反映”的辩证能动方面未能完全展开，因此留下了一些遗憾。对此我们也无须讳言。但是，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都在列宁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和发挥，使反映论得到了充实和完善。对此，我们同样要充分肯定。

辩证的、能动的反映论，与文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列宁自己也直接将反映论运用于文艺评论之中，并丰富和发展了“镜子说”。为论述托尔斯泰的贡献和局限，列宁先后写了七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在其他论著中，列宁也经常用“镜子”来分析文艺作品。

应该承认，“镜子说”确实有一定缺陷，好像更坐实了反映论是主张机械的、被动的认识似的。但是，“镜子说”只是一个比喻，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而且，“镜子说”还真不是列宁的发明，列宁只是将其与反映论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分析文艺问题而已。

说起来，“镜子说”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明确地提出了“镜子”理念。后来，达·芬奇在他的《笔记》中说：“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⑴；莎士比亚在他的第一百零三首十四行诗中，也明确表示：诗是自然的反映，如同镜子一样，既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及。如果不能忠实地反映自然，就不能算是好作品，就不能随便去写。……这些论述说明了很多问题。因此，在“镜子说”问题上，列宁是创造性地转化了前辈大师的思想。

反映论为现实主义文艺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在漫长的文艺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许多各具异彩的流派、风格，而现实主义是其中最主要的流派和风格。由于现实主义坚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真切地表达人民心声，历来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有识之士的推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更是对现实主义赞赏有加。为使古老的现实主义不断焕发生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意见。而反映论更使现实主义获得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使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务必要注意：绝不能把反映论仅限于现实主义问题，反映论实质上关涉到文艺的本质。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抑或现代主义等，也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或是舞蹈等，都是对社会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中国古代圣贤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尚书》就说过“诗言志”，后来《毛诗序》进一步申述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⑵这里就将当时所有重要的文艺形式都囊括于其中了。那么，“志”（志向、情志）又是怎么来的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明确指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⑶这就与列宁的艺术反映论十分接近了。

正因此，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⑷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重申了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在阐述文艺问题的时候，也依然坚持以反映论来说明文艺的本质及其使命。习近平指出：“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⑸因此，反映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应当成为新时代文艺家的自觉追求。

二、终结了自古以来文艺的散兵游勇状态

回溯社会主义时代之前的文艺活动，基本上都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昔日的文艺，不是在文人之间酬和，就是流落于民间（包括并不发达的市场），能获得宫廷、教会或寺庙的青睐，就算登上了大雅之堂。古代中国倒是专门成立过乐坊、画院等机构，但并未将音乐、绘画等视为重要事业，也没有真正让文艺家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群体。

而列宁将文艺事业纳入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之中，成为其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随之也将文艺家组织整合了起来，纳入到浩浩荡荡的人类解放事业的队伍中，这使有史以来的文艺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跃进。列宁的这一创举，深刻地改变了人类重要活动的格局，也极大地提高了文艺的地位，使新兴的社会主义文艺获得了长足进步。

在列宁的有关论述中，内涵着两个重要方面的问题：一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个组成部分的党的文艺，要恰当地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特别是与党的其他事业、与人民群众、与现实生活、与艺术个性等的关系；一是对于党的文艺之外的文艺，包括历史上曾有过的各种文艺，也即文化艺术遗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恰当态度。列宁对这些重要问题，都作过鞭辟入里的分析。

其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党的文学”和相关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我们注意到：列宁曾称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为“主要布尔什维克作家”。而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等也曾明确论述过“党的文学”“艺术的党性”等有关问题。布尔什维克党还曾针对俄苏文学界的混乱而成立了中央文学委员会，讨论并解决党的文艺政策问题，制订了1925年党的文艺政策决议。这充分说明：“文学的党性原则”是客观存在的，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产生过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影响。

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是列宁的一个创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进展。

但是，这一原则却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共产党之外的党派、团体、人士，从列宁提出之日起就对这一原则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多年将其奉为圭臬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中，不少重量级人物也开始对之表示疑惑。那么，“文学的党性原则”究竟能不能成立？对文学及艺术的发展究竟有利还是有害？今天我们是否还要坚持这一原则？

事情还要从修改译文说起。1981年秋，胡乔木提出修订这篇旧译文。胡乔木认为：“‘党的文学’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正如‘党的农业’‘党的工业’‘党的自然科学’等不能成立一样。只能说‘党的农业政策’‘党的农村工作’‘党的工业政策、工作’。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用党与非党来划分。”⑹

此前，许多共产党人（无论前苏联，还是中国）都对“党的文学”深信不疑。在旧译文修订前，列宁该文长期闻名于我国文艺界，一直被认定为列宁论述文学、艺术以至美学问题的经典之作。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列宁此文就已这样被介绍到我国来了。1926年12月6日上海《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第144期就刊载了一声的节译，题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接着，1930年2月上海《拓荒者》杂志第1卷第2期又刊载了成文英（即冯雪峰）的节译，题为《论新兴文学》。同年12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陈雪帆编《苏俄文学理论》，把列宁本文作为附录收载，题为《伊里基论文学》（“伊里基”现译“伊里奇”，列宁原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1944年4月15日《群众》杂志所载的苏俄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的中译文，其题直接名为《列宁论党的文学问题》。可以看出，列宁本文以上不同版本的中译文，其标题虽经译者改编，却都是和“文学”挂钩的。

我国这样认定，也是受了苏联的影响。苏联作此认定由来已久。1938年，苏联艺术出版社编印《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一书，全文收载了列宁本文，用以说明“艺术的阶级性和党性”。这部书在我国于1943年4月由重庆读书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萧三沿袭瞿秋白的译法，径直把列宁本文的标题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他的译本在我国当时的解放区多次翻印，影响甚大。

这里的关键在于俄文的“литература”具体指什么。在俄文中，这是一个多义词，其含义有：1．泛指一切形成文字的东西，即书面著作；2．作为出版物的总称；3．专指一切形式的文学（即中国近代“文学”一词的含义）作品——为了表明只在这一含义上使用该词，也经常在其前加一限制性定语，写成“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即“艺术性著作”。

那么，是否存在着“党的文学”呢？就算列宁指的是“党的出版物”，其中又是否包括文学呢？列宁对“党的出版物”的要求是否适用于文学及艺术呢？

认真阅读列宁的文本，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首先，“党的文学”无疑是客观存在的。关于“党的出版物”中包括些什么，列宁在同一篇文章里就说过：“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显然，列宁是将文学、绘画甚至表演都囊括于其中的。此外，难道我们会比俄国人、比俄苏专家萧三、戈宝权等更理解“литература”的含义吗？

这一原则具体包涵什么内容呢？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重要论述后译为：“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⑺说实在的，这个译本也并不妥贴，尤其是把“党的文学事业”译成“党的写作事业”，听着怎么都觉得别扭。我们这里不去深究这一点，但我们认为：“党的出版物原则”至少包括了“党的文学原则”，党的文学、文艺家、文艺工作、文艺事业等都应遵循“文学的党性原则”。

正因此，毛泽东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并无错，也没有过时。当然，也要看到，共产党领导下，有“党的文学”，也就有“非党的文学”。列宁说的也十分清楚：“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现代中国文学》（1990）中，我就指出过，“不管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的许多原则都是就党的文艺而论的。在共产党未执政的时期或刚执政的时期，共产党所能领导的只能是党自己的文学及艺术；而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党领导的就不只是党自己的文学及艺术了。像霹雳舞、流行歌曲、武侠小说等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党的文学’，放弃党的领导自然是错误的，再用对党的文学及艺术的要求来衡量它们就未免太严格了。党应当探索新的领导办法。这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新课题。”⑻

列宁把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落后的俄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将布尔什维克党成功成为执政党，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划时代的重要突破。如今，中国共产党作为人类世界的“超级大党”，领导着人类第一人口大国，执掌着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文艺问题上，难道可以削弱甚或放弃领导吗？显然不能，因此也就不能放弃“文学的党性原则”。

习近平在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辩证而精辟，他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⑼而且，他还将这个问题与增强文化软实力，以文化强国联系起来，使这个历史性课题获得了崭新的时代内蕴。

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要与坚持文艺人民性方向、坚持“古为今用”方针、坚持“创作自由”政策等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文学的党性原则”才能真正得到正确而有效的贯彻。

朱辉军/绘图

 

三、架设了联通古代遗产与当代创新的桥梁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是列宁，最先明确提出了对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并以之作为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针。

“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现今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从历史发展看，确属人类的全新创造。同时，它也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它与以前的文化艺术遗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列宁坚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端错误观念和做法，明确提出要对文化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文化不是社会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文化反映的就是不同阶级、不同人群“感觉经验的总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反映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经验”，它应该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文化，同时也应与同时代一切别的任何阶级与阶层的文化隔离开来，从而在真空中创造一种特殊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⑽后来我国一些极左思潮与之何其相似乃尔！列宁指出：这样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割舍过去那些与无产阶级文化异质的遗产呢？列宁发现，每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存在有“两种文化”。1912－1913年间，列宁一连写下了《论“民族文化”自治》《关于民族问题的批判意见》《论民族自决权》《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深刻阐述了“两种文化”的思想：“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⑾“两种文化”论为正确对待文化遗产问题确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重视古希腊神话史诗、莎士比亚戏剧、达•芬奇绘画、贝多芬音乐、歌德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等文化艺术遗产，恩格斯还明确提出了要“莎士比亚化”。他们重视的，正是这些遗产中所蕴含的人类思想文化精华。但他们当时没来得及讨论如何继承这一重要的人类遗产。正是列宁，基于无产阶级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从总体上明确提出了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和文艺事业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⑿列宁还通过对托尔斯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分析，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树立了典范。

正因为无产阶级文化艺术都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⒀同理，代表最先进文化潮流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也一定要站在前人的基础上铸就新的高峰。

而对于中国来说，与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一样，也是一个文化遗产非常丰厚的国度。但晚清肇始，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至今不绝于缕。当年毛泽东深得列宁主义精髓，结合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点，在一系列重要文章、谈话、书信等之中，反复申述和强调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持续发展和繁荣。

如今，习近平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这一重要思想。他说：“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⒁唯有实现“双创”，才能使中华文化及艺术获得生机与活力，才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独特的贡献。

（列宁与高尔基）

四、开辟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广阔道路

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出发，列宁强调要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考虑到文学及艺术发展的特殊性，列宁一方面要求继承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还主要面向当代创作提出了“创作自由”的主张，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虽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那样直接从事诗歌、戏剧创作，但列宁终生喜爱文学艺术，深知创作甘苦，深谙其中三昧。所以，即使在1905年那么混乱艰难的时期，列宁依然倡导“创作自由”：“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⒂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纳入无产阶级政党总的事业之中的自由，会有真正的自由吗？难道此前“散兵游勇”般的作家、艺术家就没有自由么？列宁分析道：“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⒃

所以，列宁构想到：“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⒄今天听来，不也很有针对性吗？

而且，这并不是列宁的一种策略，列宁始终坚持这一主张。在与高尔基、别德内依、马雅可夫斯基等的交往中，列宁始终身体力行。

尽管列宁个人并不喜爱现代派作品，明确表示了自己的不欣赏态度，他对克拉拉·蔡特金说：“我倒有指出我自己是个‘野蛮人’的勇气。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什么‘派’的作品认为是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任何愉快。”⒅但列宁从不强求作家艺术家改弦更张。列宁知道，沙皇的书报检查给文学和艺术带来了多少危害，摧残了多少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有些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托尔斯泰的许多著作，都是在国外出版的，因为专制制度害怕作家自由地发表意见。列宁对克拉拉·蔡特金说：“想想沙皇宫廷的风气和稀奇古怪的口味，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趣味和异想天开的癖好，对我们的绘画、雕刻和建筑的发展所施加的影响吧。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解放了艺术家，使他们摆脱了这种鄙俗透顶的条件和压力。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自以为是艺术家的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理想不受任何限制地来进行自由创作。”⒆

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列宁其实也是有好恶的。他对已经名噪一时的马雅可夫斯基，可以说很不喜欢，在1921年5月6日致信卢那察尔斯基时，甚至怒不可遏地斥责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一万万五千万》是“胡说八道，写得愚蠢，极端的愚蠢，装腔作势。”但当马雅可夫斯基依然以现代派风格写出优秀作品《开会迷》时，列宁却同样不吝赞赏：“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诚然我完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外行。但是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这是从政治和行政的角度来说的。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挖苦了那些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⒇甚至对反动作家的作品，如《插在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列宁也对其真实性和艺术才华予以肯定。这些都体现出了列宁对文艺规律的尊重，体现出了列宁的博大胸怀和宽广气度。

大家都注意到，毛泽东较少谈到“创作自由”问题。这是因为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不可能重视这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毛泽东阶级斗争这根弦日趋绷紧，自然也谈不上去顾及“创作自由”了。不过，认真考察，在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中，在毛泽东致郭沫若、丁玲、欧阳山、萧军等的信函中，在毛泽东对绘画雕塑模特的使用和对电影《创业》等的批示中，等等，说明毛泽东实际上还是有限地肯定了“创作自由”。

当然，真正让列宁的“创作自由”主张得到实现的，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文艺正反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还斩钉截铁地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21）如今重温，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创作自由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文艺创作问题，而是涉及到铸就文艺高峰问题，关涉到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大问题。习近平为此要求道：“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诚心诚意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倾听他们心声和心愿。”（22）唯有在宽松自在的良好环境和氛围中，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才真正能从“高原”步入“高峰”。

 

五、确立了文艺事业的终极价值归依

列宁文艺思想的最终指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文艺要服务于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论述过文艺与人民的密切关系。但鲜明提出“艺术属于人民”这一科学论断的，正是列宁。因此，这也是列宁的一个卓越贡献。

对这一重要问题，列宁予以了特别关注，先后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告人民书》《共青团的任务》《现实的主要任务》《伟大的创举》等论著和讲话中，特别是在与蔡特金的重要谈话中，在写给高尔基的信中，等等，均多次加以论述。

将文艺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归宿，归结到为人民服务上来，让人类这一掌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并真正成为人类崇高事业的一部分。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创作，“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23）那么，如何才能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为人民有效地服务呢？列宁对此也做了具体阐述。他强调：“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24）这段论述内涵十分丰富，值得我们反复体会和理解。

心系人民的毛泽东，对这个命题更是做了全方位的拓展。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鲜明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25）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重要讲话。《讲话》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开宗明义地回答说：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此后，毛泽东从各个方面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

在这个可以说是关乎人类文学艺术根本价值的问题上，毛泽东最大的发展和最独到的贡献，我以为是提出了：文艺家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他甚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来说明文艺家及知识阶级思想感情转变的极端重要性。

对这个问题，我们这里要多说几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历史条件决定他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命题。列宁虽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曾敦促高尔基离开资产阶级分子比较多的彼得堡，到工人、农民和部队即占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中去，观察新事物，接触新生活。但是，列宁那时也还顾不过来。而要求文艺家和知识分子同人民、同工农兵大众相结合，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创造性的发展和重大贡献。

我们知道：历来文学家与人民是比较隔膜的，就是屈原、司马迁、杜甫、白居易、苏轼、曹雪芹、蒲松龄等同情人民的作家，也是在高处、在外面看待人民的；艺术家情况略有不同，但与人民群众也是有距离的，吴道子、李龟年、关汉卿等并不真的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间的；西方的莎士比亚、普希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或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莫扎特、贝多芬等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那些时代环境中的他们。

但在共产党领导下，文艺家就有条件、有渠道走进人民群众之中了。然而，独具慧眼的毛泽东认为：这并不够，关键是要实现思想感情的转变！“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真正“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6）韩国学者柳泳夏对此颇有研究和深刻理解，他在《世界观转变要求论的重新确立》中写到：“在《讲话》中尤其在前半部分将整个讨论焦点都放在从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这一世界观改造问题上。”（27）这一判断是十分精确的。

从文艺创作的全过程看，首先就是要求文艺家深入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之中，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创作获得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作品中，要重点描绘人民的奋斗风貌，传达人民的思想感情，唯有如此才能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并春风化雨般地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创作的成果要真正归人民群众所有，并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和评判。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论述：“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28）这断论述从人民作为文艺服务的对象、作为表现的主体、作为判定作品好坏的“专家”等几个方面，全面凸显了人民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主体地位，也是对文艺人民性本质属性的最好诠释。

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习近平高屋建瓴，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还提出了中国文艺要为外国民众所接受和喜爱的重要思想：“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29）这一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家开设了一条重要的发展路径。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日益密切，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莫不如是。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家，要在列宁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在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想指引下，辛勤耕耘，努力开拓，缔造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辉煌来。

文献引文：

     ⑴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页。

     ⑵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

     ⑶  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7页。

     ⑷《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43、53页。

     ⑸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⑹ 丁世俊：《记一篇列宁著作旧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修订——兼记胡乔木与修订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⑺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⑻  朱辉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现代中国文学》，1990年1月6日《文艺报》。

     ⑼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⑽  参阅复旦大学中文系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第195——19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⑾⑿⒀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106、106页。

     ⒁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⒂⒃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9、71、69页。

     ⒄⒅⒆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33、3675页。

     ⒇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2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23）（24）《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435页。

（25）《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26）《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27）  柳泳夏：《世界观转变要求论的重新确立》，中文版载《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28）（2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朱辉军，作家、评论家，1996—2001年担任鲁迅文学院六年主讲。中国艺术报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原副总编、编审。曾任鲁迅文学奖、金鹰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评委。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