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厚实的民族精神充溢纪实文学创作

为什么要特别突出和强调民族精神？要而言之，这是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面临的空前紧迫的问题。

对于与我们直接相关的纪实文学而言，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助于创作的厚重和深化。每一个作为华夏子孙的中国作家，都应自觉将民族精神化入到自己灵魂中，流淌在自己的字符里。

准确而全面地把握民族精神，对于文艺创作十分重要。但务必不能局限于民族精神本身。我们要从民族特性出发，同时探讨与之相关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形式、民族语言等重要问题；此外，还有民族性与全球化、民族性与阶级性、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人类精神等之间的重要关系。这些看似很专深的问题，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展开，当代作家（包括纪实作家）必须主动应对，并努力体现于自己的创作之中。

 

（现代民族理论奠基人）

 

1、民族精神是民族特性的熔铸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类分化成了不同民族，如汉、蒙、回、藏、匈奴、突厥、鲜卑、乌桓、契丹、女真、高卢、条顿、哈萨克、斯拉夫等，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特性，产生了独特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来自民族特性。民族特性（即“民族性”）同时也是文艺的主要属性之一。

关于“民族”的定义，迄今为止有过不少。而比较全面的论述，还是斯大林提出的。他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94页。）对于斯大林的功过，可能有很多争议，但不可抹煞他多方面的成就，包括对民族问题的理论分析。

验之以主要民族的形成和确立，无不证明了斯大林论述的正确。而各民族的不同特性，就从这不同地域、经济生活、语言等之中萌生出来并稳定下来。

当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有文字的与无文字民族之间，也是有巨大差别的。此外，民族与种族的关系，也要予以适当关注。

不能把民族精神当作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形成和发展都由一定的民族特性所决定。而民族特性归根结底是受制于其民族的生活和历史的。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坚持精神与物质辩证关系的唯物史观。

自从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市场之后，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矛盾日益尖锐。关于“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早有预见。但成为各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则是近期的事。据埃克托尔•吉扬•罗莫考证：“全球化一词80年代初出现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在这一时期，英美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开始谈论全球化。更准确地说，全球化一词诞生于以跨国公司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里。随后，这一术语被用来指政治界限的开放和旨在促进全球经济活动进展的自由贸易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一词后来则代表多重现象。”（埃克托尔•吉扬•罗莫：《对全球化的若干质疑》。载梁展编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2页。）这里提到，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居然与文学作品有关，可见作家是多么地敏感和敏锐。

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大趋势中如何保持民族特性，实现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矛盾统一呢？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必须指出：全球化绝不是要消灭差异化，而应是多样性的统一。但多样性、差异性也绝不能成为阻碍全球化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借口。

无疑，一些在过去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性，确实无法走进新时代了！当年陈独秀、胡适之、周树人先生等，才为此痛感要改造我国的“国民性”。但这个问题又极其复杂。“国民性”与“民族性”是什么关系？有的“民族性”是不是也真的落伍于时代，还有的呢？或许可能以独特的魅力融入世界大家庭之中。因此，包括文艺家在内的各界人士，还要接续探索。

（中华民族红色精神创始人之一） 图/朱辉军 绘

2、民族精神的确定性与包容性

民族精神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的一致性。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会有不同的结论。目前达成共识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十六个字，或者二十字，其实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

务必要注意：中华民族精神并不仅仅是汉民族的精神结晶，而是现存五十六个民族精神的汇聚融合。这一点使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张力和包容性。中华大地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民族精神是不断发展的，在当代就呈现为“时代精神”。其中最主要的是“红色精神”。“红色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也是民族精神的新拓展和新升华。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汇聚到一起，就是“中国精神”。

但民族精神（包括“红色精神”）绝不是封闭的，在保持自己主体性的前提下，都会吸纳外来的因素。当然，各民族在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和开放性方面是有差别的。

由此可以与“美国精神”相比较。世界各国基本认同的“美国精神”是：个人奋斗、冒险竞争、开拓务实、平等自治等。显然与我们的“中国精神”有很大差别。但应看到，有差别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冲突。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各民族精神也是可以互补的。

“美国精神”深究起来，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日耳曼民族精神”。H•A•丹纳把欧洲民族主要分为两大类：拉丁民族（或拉丁化民族）与日耳曼民族。身为拉丁民族的丹纳对自己民族颇多腹议，却对日耳曼民族有许多好感。他分析道：“考察一下今日的和整个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第一、他们是世界上最勤谨的民族；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讨，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所有的石头凿好。在物质方面，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也做出同样的事业。……”（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4页。）丹纳对欧洲两大主要民族的划分和分析，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其民族精神的最可宝贵之处，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变得迷惘、焦虑、自大、暴躁，有时如阿Q，有时又如祥林嫂。这样子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信的。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应当始终巍然屹立。

与“民族精神”几乎同时兴起的，还有“世界精神”，如今一般称为“人类精神”。它与“民族精神”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弘扬民族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寻求平衡和一致。

 

（中华民族精神源头之一） 图/朱辉军 绘

3、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魂魄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是其最内在，因而也就是最重要的方面。

我们曾多次强调过：文化一般分为四个层面：器物、制度、行为和精神。在民族文化结出成果之后，往往是民族精神的影响更持久、更活跃。

绝大多数民族文化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因此就形成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无不以他们特色鲜明、瑰丽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而自豪。

不同文化之间，从很早之前就有交流，到当代这种交流更频繁、更深入。文化的交流，说到底，就是精神的交流、观念的交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内容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才能得以逐步建立起来。

要看到，所有民族文化都具有先进与落后的双重性。列宁关于“两种民族文化”的论述，是我们分析民族文化精华与糟粕的重要指针。列宁指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民族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6页。）这就是对民族文化的阶级分析。当然，更深入一步分析，先进性与落后性并不必然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直接相联。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同样有优秀杰出的，而民间文化中也不乏落后陈腐的，对此也要坚持辩证态度。

民族精神既活在传统中，也活在现实中。除了已经断绝的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文明及玛雅文化等其它古代文化，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大多绵延不绝，至今依然充满活力。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地球上唯一绵延五千年的活态文化。当历史接力棒传递到我们这一代手中时，作为文化人，我们尤其有责任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新文化来。

 

4、文艺创作要自觉弘扬民族精神

鲁迅先生说：“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这一论断非常精辟地说明了文艺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得到了广泛认同和支持。

作为人类重要精神活动之一的文艺，与民族精神可谓骨肉相连。至少有三条我们可以明显意识到：一是文艺自然就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二是文艺始终担负着凝聚民族精神的重大使命，三是文艺也是铸造和丰富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

说到铸造民族精神，并不只是英雄豪杰、古人先贤、哲人智者才有资格，他们当然是主要铸造者。但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普通民众如毛遂、孟姜女，当代人物如雷锋、焦裕禄，诗人作家如李白、曹雪芹等，同样做出过重要贡献。当今纪实文学作家因此也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同时，中华文艺本身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客观的民族历史，主体的民族精神，还有作为中介的民族形式。

对于民族形式，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升到了关涉民族发展的高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创见，也确立了包括民族审美—文艺形式在内的所有民族形式的重要性。

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中国文艺，既传达了中华民族精神，同时也参与了其建构和发展。

新时代的文艺家应自觉将自己的创作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并以此获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非洲、拉美文艺的异军突起，都与这种自觉性密切相关。我国新时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及影视，也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依然值得我们总结和吸取。

对于纪实文学创作来说，弘扬民族精神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纪实作家认为纪实文学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殊不知现实中就渗透着民族精神，我们自身血管里也流淌着民族精神，我们运用的文艺方式也有民族精神的积淀，我们不可能与民族精神隔膜，而是息息相关的。

无论是塑造中华民族英雄、新时代的建设者，还是表现历史风云、当代建设，抑或是描绘祖国的高山大川、内陆边疆，是否能自觉并全面地体现出民族精神，其作品的厚度与深度是明显有差别的。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之际，经常走出国门的文艺家自然也会将眼光与笔触投向异邦。这种情形下，民族精神再一次显露出其顽强的活力和定力。敏感而睿智的果戈里当年就意识到这一点，得到别林斯基的激赏：“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民族的精神。诗人甚至在描写异邦的世界时，也可能有民族性。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气质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只要他的感觉和他所说的话使他们的同胞觉的，仿佛正是他们自己这么感觉和这么说似的。”（载《别林斯基论文学》，第70页。）果戈里的这一精辟见地，不是也能令我们茅塞顿开吗？

当我们积极主动地让中华民族精神充溢渗透到我们的创作中，当代纪实文学一定可以绽放出更为绚丽的花朵。

（待 续）